1226年，成吉思汗抵達女真境內，女真國王奉上大盤珍珠請降。成吉思汗下令將珍珠賜給耳上有孔者，沒有耳洞的士兵立即忍痛扎孔，于是所有人皆獲賞。

上述片段生動反映了蒙古人對珍珠的熱愛，亦折射出珍珠之于蒙古帝國承擔著忠誠度激勵、利益再分配等政治功能。但珍珠的使命遠不止于此，在蒙古帝國史、歐亞史文化專家托馬斯·愛爾森的新作《珍珠在蒙古帝國：草原、海洋與歐亞交流網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里，能照見珍珠作為技術、宗教、文化傳播的媒介，串連起中古時期歐亞大陸廣袤復雜的交流網絡。

愛爾森是布羅代爾“長時段”理論的追隨者，他的研究角度新穎獨到，擅長從“小切口”探照“大跨度”歷史時空里文明的結構性特征。這次，他以珍珠為窗，顯影長時段中蒙古帝國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特征，并勾聯陸海貿易路線，描摹出一幅人類從草原到海洋，從游牧到定居的跨生態文明互動圖譜。

開篇，愛爾森通過爬梳《元史》《蒙古秘史》等，捕捉珍珠在蒙古宮廷生活與軍事外交中頻繁出現的身影，從珍珠的便攜性，游牧民族生活習慣，蒙古尚白之傳統，“長生天”“福運”的宗教信仰等角度，分析蒙古人鐘愛珍珠的復雜成因。揭示以珍珠為代表的現金、奢侈品再分配機制——為蒙古的政治文化核心，追隨者渴望與統帥分享戰利品，在盛宴慶典上展示財富地位，營造不斷增長的未來期許，是游牧民族一項基本傳統。

作為游牧政權，為獲取充足的生活資源，蒙古人迫切需要與定居和海洋文明進行交互，交互模式有戰爭掠奪、朝貢、外交互贈、貿易等方面。政權建立初期，前兩者是主要模式，待政權穩固后，草原的統治者更傾向以貿易方式建立持久、穩定的商業交流圈。

因而，蒙古帝國崛起后，積極開拓陸海運輸路線，促進各類跨國跨洲貿易活動，成為其重要的政治、經濟戰略方針。就元朝為例，元政府在陸上除沿用絲綢之路外，發展云南至東南亞、印度洋的商業鏈路，也憑借與伊利、金帳汗國的“兄弟關系”，開辟西伯利亞的森林通道，連接內亞與西亞、歐洲的交流。海上，則在南宋的南海貿易體系上，采取優惠的關稅鼓勵海外商人攜“金珠貨物”來華互市，在廣州、泉州、福州等港口設立“蕃坊”“市舶司”等管理機構。

為了進一步觀察求證，愛爾森以元朝、伊利汗國等蒙古政權的珍珠產業鏈為切口，借考察珠貝的捕撈、加工儲存、銷售流通等環節，勾勒當時的技術生產力、行政管理、社會資源組織、邊境貿易等宏觀圖景。他指出，蒙古政權雖自身不擅海事，但擅利用商業代理人機制：委任穆斯林、印度等商人代其運作遠洋事務，探索市場，并借控制波斯灣、黑海沿岸的“商人王”政權來實現對海疆的貿易管理及征稅。通過以上中介策略，加之在擴張海陸運輸路線上的長期深耕，讓蒙古帝國擁有豐富的跨生態物產資源，其造船技術、航海經驗、跨國交通驛站建設也獲得空前的成就。

但蒙古人發展海事與貿易的內在動機，仍舊離不開以珍珠為代表的奢侈品獲取和消費，愛爾森進而探討了這種消費文化對帝國命運的負面影響。舉國上下的奢靡之風，滋生了社會的系統性腐敗，加之蒙古統治者對國庫管理混亂，將政府財政與皇室財富混為一體，官員們監守自盜，令國家財政陷入巨大的危機中，為后來的帝國衰亡埋下伏筆。

由此可見，珍珠所代表的奢侈品文化與蒙古帝國的政治理念、經濟外交、軍事行動、社會意識形態有著隱秘的互塑關系。愛爾森運用物質文化史的范式，通過梳理珍珠產業在蒙古的發展歷程，將上述幾者共構的物質與文化話語譜系展開，顯影當中的社會活動規律與聯動機制，并援引漢、蒙、波斯、阿拉伯等多語種史料，從更廣闊的維度審視此物質文化的長時段作用。

書中下部，愛爾森的研究目光放寬至整個歐亞大陸，沿珍珠這條跨國產業鏈，通過研究其上下游的流通方式，市場營銷，文化塑造及傳播等，探索13-14世紀歐亞文化、商品和生態交換的特征。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商人們對珍珠等名貴商品的“神話化運動”。在古代，商人們為了更好推銷異域商品，會編造各類傳奇故事及營銷話術。這些話術在原產地的信息上結合銷售地的文化習俗被再加工，產生新的意識形態解讀。

像珍珠、珊瑚、寶石此類包含多重價值屬性的物產，它們傳播的不僅是神話和宗教故事，亦蘊含著產地的地理生物信息、處理技術、歷史及醫學知識，當它們藉著商人、工匠、使團等介質在不同文明體間交互時，生態與 文化價值體系也 隨之交換。13-14世紀，因蒙古帝國對各類奢侈品的旺盛需求，也因其遼闊的商業和政治版圖，形成極具影響力的宮廷文化，引發歐亞各國競相模仿。令這種交換愈加頻繁、廣泛，促進了歐亞大陸的跨文化、跨生態交融。

從珍珠這扇華麗的窗口，沿著它的商業史、文化史，可清晰觀察蒙古政權如何在廣闊的疆土上，在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征區域間開采資源，動員人力，組織生產運輸等社會活動景觀，從而凸顯其政治、經濟的結構性特征。當中透視出的歐亞大陸海上與陸上貿易的聯動關系，更有助于我們理解中世紀時期，人類由草原到海洋，從游牧到定居文明的交換路徑與模式。

論證過程中，愛爾森采取的研究范式靈活多元，有機地結合“長時段”“南方化”“跨生態交流”等理論，輔以翔實史料與詞源學對照，立足于蒙古帝國，放眼的是中世紀歐亞乃至世界的文明互動趨勢，展示出一種系統立體、共時性的全球史史觀。此書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集其風格、洞見之精華，布局恢弘，廣征博引，考據功夫扎實精湛，堪稱物質史與蒙古帝國社會文化研究中的上乘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