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開出心學，天下一家

王陽明的哲學理論思維有其現實的價值和意義，體現為四個方面。

第一，橫掃官學，開出心學。在明代建國初期，一方面在政治、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復生產的措施；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以程朱理學為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今后務須頒降《四書》《五經》《性理》《通鑒綱目》《大學衍義》”“課令生員誦習講解，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就是要完全按照朱熹的注解，譬如《四書集注》《大學衍義》這些著作來取士，一般的讀書人必須讀這些書。如果有“剽竊異端邪說”，文章雖然很好，也不能錄取。在這種情況下，王陽明仍然創立了心體學派，以糾正當時程朱理學所造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僵化的弊端。現在有人專門把王陽明在貴州講學時，一些學生對陽明思想的繼承，寫了一本書，我作了一個序。可以看出，當時陽明學派影響很大。為什么是這樣子？這就說明王陽明的學術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它如果不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響力、有那么大的傳播力度。

第二，主體覺醒，自做主宰。宋朝時，商品經濟很發達。盡管宋以后的元代對經濟有破壞作用，但明代依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業資本已經比較繁榮，甚至出現了市民階層和市民運動。其中，最敏感的就是文學。這時出現了《西廂記》《牡丹亭》等作品。這些書追求個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可以體會到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出現。王陽明的思想是發揚人的主體性，是人的自我覺醒。他的心學思想突破了朱熹的天理的至上性以及“三綱五常”的獨裁性。程朱理學把個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完全消融在天理和理當中。而王陽明講“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是對人的價值的重視和對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自覺。他把程朱至高無上的理，說成心的條理。“吾心之良知”成了個性和主體性覺悟的表述，成為追求個性解放的一種呼喚。

第三，良知人心，無問圣愚。王陽明認為，良知在人心，不分圣人還是一般人。他講道，“自己良知原與圣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因此他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般老百姓和圣人一樣都具有全足的良知，百姓和圣人在良知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既然圣人可以成為圣人，一般人也可以成為圣人，沒有圣人和愚笨人的區分，所以他講“滿街都是圣人”。這就給人一種價值理想的希望，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每個人都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圣人作為自覺的一種行為和規范。這樣就推動人能夠自覺地按照社會的理智、社會的要求來要求自己。每個人都道德高尚，每個人都是文明人，甚至是圣人。這對于激發人的主動性、能動性起了很大的鼓勵推動作用。

第四，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王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為什么說天地萬物為一體呢？這是因為每個人、每個物都有一體之仁。所以見孺子入井，人會有一種惻隱之心，其仁愛惻隱之心和孺子是一體的，所以去救孩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人有寬廣的胸懷，天地就是一家，中國就是一人。當然這一思想自古有之，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也是說把天下人都看成我們自己的兄弟一樣。不僅如此，中國古人還講“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不僅愛人，也愛天地萬物。可以說，中國人確確實實是看到了世界大同這樣一個社會。現在講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世界大同思想創新性的發展。

以上四點思想對我們今天來說有很大現實價值。發揚王陽明的思想，對今天每個人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以及怎樣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作出貢獻，都是非常有啟發作用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著名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