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學人對文學的認識從“作家－作品”二元觀擴大到“寫作－文本－傳播－接受”的整個過程。其中“傳播－接受”的環節更為學人所關注。文學的傳播和接受涉及經典化的問題，選集從某種意義上說既是經典化的開始，又是經典化的結果，因而更集成了傳播和接受研究的焦點。從江慶柏《論古代文學選本的意義》到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選集研究便建構起它的基本理論框架，但相關的歷史研究卻方興未艾，30年間漸成燎原之勢。

作為古典文學的總結期，兼出版業空前發達的時代，清代的文學選本編纂尤其興盛，不同文類、不同形態和規模的選本層出不窮，尤以當代詩選最為引人注目。20世紀的研究，從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關于清詩總集》、松村昂《清詩總集131種解題》到謝正光、佘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都屬于文獻學的考察，進入新世紀才有潘承玉《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王煒《〈清詩別裁集〉研究》和王卓華《鄧漢儀〈詩觀〉研究》等的綜合研究，涉及《遺民詩》《詩觀》《國朝詩別裁集》《國朝詩鐸》《國朝閨秀正始集》《晚晴簃詩匯》等少數選集。在通史類著作中，則有劉誠撰《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專列“評點箋注中的詩學傾向”一節，對清詩選集所反映的詩學傾向作了扼要的論述。但真正對清人選清詩展開全面研究的乃是王兵教授的《清人選清詩研究》，這部專著將清人編纂當代詩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清代文學創作相比前代，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數量豐富，清詩選本的數量也遠非前代可比。松村昂敘錄的131種，主要是基于日本公私收藏，清代實際產生的本朝詩選究竟有多少，還很難估計。王兵首先從考察文獻入手，在前人的基礎上作廣泛調查，獲知清詩選本計有600余種。如此豐富的文獻，給他的研究帶來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對研究對象也獲得更全面的認知。本書第一章即運用豐富的文獻，對清人選清詩的編纂方式作了頗為細致的論述，同時對選本形態的發展過程也有一個鳥瞰式的呈現，讓我們在看到清詩選本數量之豐富的同時，對選本類型的多樣性亦留下清晰的印象。

通觀全書，文獻豐富固然是它明顯的優點，但其中更吸引我的是作者的理論意識。書前的緒論表明，王兵對文學選本研究、對清人選清詩研究有著深入的理論思索。他清楚地看到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一個不足，即僅將選本視為一種次級知識生產模式，或搜集、編纂存世文本的簡單編輯工作，研究中多留意選本保存的資料，而無視其整體的構架及特殊功效，因而努力在選本與作者、與選家、與讀者的三重關系中把握選本的批評功能，以序跋、評注、選目三者互相參證，同時將詩選編纂放到當時詩學思潮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這樣就自然形成了考察清詩選本的四個視角，分別從清代詩歌史建構、清代詩學思潮演進、官方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地域、性別文化意識這些不同的層面展開研究，使清人選清詩選本中蘊藏的思想性和批評性清楚地凸顯出來。整個研究不僅展現了清人選清詩的全貌，同時也從特定的角度切入清代詩歌史和詩學史，使一些隱伏的歷史皺褶在他的分析中袒露開來。這一點在利用康、乾間詩選分析清初宋詩風的消長及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六家的經典化過程時表現得尤為典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此可見，本書雖然只是清人所編本朝詩選的研究，但內容涉及的面卻非常廣泛，關系到整個清代詩歌史的演進、詩學史的發展，交織著詩歌創作與出版，詩歌理論與批評，詩學與官方意識形態及地域、性別文化的關系諸多問題，書中都能有點有面地從容討論，難能可貴，亦足見作者用功周至，準備充分。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教授蔣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