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科技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綜合創新能力大幅躍升，國家創新指數全球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順利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同時，十年來，國際國內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未來主導權”受到嚴峻挑戰。美國從競爭、對抗到打壓，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未來安全交織在一起，科技不能自立自強，和平發展環境就難以保證。二是高質量發展與低質科技供給形成鮮明反差。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高質量發展對科技供給質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西方“卡脖子”打壓給經濟發展帶來風險與挑戰，關鍵核心技術成為最為短缺的商品，科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必須要破解的難題。三是科技革命和科研范式的變革影響深遠。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數字技術、“雙碳”技術等戰略必爭領域的快速發展，深刻影響全球競爭格局，如果不能搶占制高點，必然喪失未來發展的主導權。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驅動高質量發展是個系統工程，當前形勢下，我們必須夯實科技基礎、解決成果轉化的卡點問題、發揮好企業主體作用，形成雙向融通創新的體制機制。為此，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把國家實驗室體系作為基礎研究的主陣地，加大投入和機制創新，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科學基礎。建設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國家實驗室體系，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重組前，我國共有國家重點實驗室533家，分布在大學院所和企業，研發人員5萬多人，48%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實驗室工作，實驗室囊括了“十三五”期間的所有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可以說，國家實驗室體系是我國基礎研究的精英隊伍，以不到1%的研發人員，獲得了大部分的尖端基礎研究成果。建議國家在重組國家實驗室體系完成后，以國家實驗室體系作為我國基礎研究的主陣地，在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的同時，舍得投入，創造一個適合原創基礎研究的環境和穩定經費支持機制，以基礎原創和技術原理的突破，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奠定科學基礎。

二是加大科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科學到技術轉化的薄弱環節，著力破解關鍵核心技術缺失難題。高水平科技供給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基石與先導，當前的主要矛盾不是成果轉化不了的問題，而是關鍵核心技術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就深刻指出，“當今全球科技革命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從‘科學’到‘技術’的轉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礎研究成果產業化”。唯有實現基礎研究成果的產業化，才能夠從科學原理和技術原理層面解決“卡脖子”問題。全球范圍內，發達經濟體都對這一難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比如德國的弗朗恩霍夫研究所、美國的制造業創新中心、英國的彈射中心等。近些年，我國的新型研發機構發展很快，也是致力于科學到技術轉化環節的探索。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深入總結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經濟發達地區經驗，及時把基層實踐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制度性安排，圍繞“卡脖子”核心技術，打通科學到技術轉化的通道，推動科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高水平科技供給驅動高質量發展。

三是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制度，構建企業創新發展的強勁動力機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推動企業走上創新驅動發展道路是破解關鍵核心技術缺失、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創新驅動發展與投資驅動發展的本質區別在于投入的知識財產與物質財產的比例不同，保護知識財產權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一方面，要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制度之一，從發展全局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把知識財產權與物質財產權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升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讓知識產權在一定時期內的合法壟斷成為企業主要利潤之源，以市場公平競爭倒逼企業創新，以企業創新促進經濟的安全、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學技術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