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是我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愛國進步新聞記者，我國新聞學和新聞事業史研究的拓荒者。

戈公振的譯著《新聞學撮要》一書于1925年2月出版。梁啟超為該書作序：“斯編組織完善，章節明晰，且于報界之甘苦難易，反復道之。使學者勿無端入此界，勿輕易入此界，與入此界后勿因現狀之未著而灰心于此界：斯蓋先得我心，久蓄而未發者也。”此書上市后很快售罄，4個月后再版。戈公振在《再版的序》中寫道：“此書的第一版，居然有人歡迎，立刻銷售罄盡，這是編者所非常欣慰而以為榮幸的。”

戈公振著作《中國報學史》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約29萬字，首次全面、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匯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大致脈絡，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史研究奠基之作。該書出版后曾多次重印，日本學者小林保將該書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27年至1928年，戈公振自費出國考察。這次考察活動行程數萬公里，途經歐、亞、北美3大洲，搜集了大量新聞史料，實地感受了世界新聞發展的潮流并對中外報業進行了深入思考。回國后，他將考察期間收集的各類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纂成《世界報業考察記》一書，“以供我國報界之參考與勉勵”，擬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但上海“一·二八”抗戰期間，書稿及印版全部毀于戰火。所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戈氏后裔將其藏書和手稿捐給了上海圖書館。2017年，《世界報業考察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被稱為“炸不毀的書稿”。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在上海病逝。戈公振遺著《新聞學》于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全書分為報紙的起源、中國現代報紙的進化、報館組織、通訊社、報業教育、報紙的命運等6個篇章，戈公振堂弟戈紹龍作“弁言”。該書盡管在篇幅、體例、影響等方面不如《中國報學史》，但全書中流露出的對世界新聞業的熟稔程度、對國內新聞業的關切心情、對新聞理論的駕馭能力、對新聞實務的探索熱情，彰顯得更加淋漓盡致，是一本不應該被遺忘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