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市董奉杏林遺址園

在新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傳承、創新、發展杏林文化，筆者有如下思考：

杏林文化的主體是民間醫學

杏林文化的主角是董奉，歷史上與華佗、張仲景同稱為“建安三神醫”，但三人的術業各有所擅，身份也不相同。從技術層面講，華佗擅長外科，刮骨療傷、剖腹洗腸，被視為“外科鼻祖”。張仲景既精內科雜病，又擅外感傷寒，有“醫圣”之稱。董奉則扶危救急，起死回生，開中醫急癥醫學的先河。從身份地位上來講，華佗本為士人，飽讀詩書，恥以醫為業，入幕曹營，后人指為貴族醫家。張仲景身本望族，出為太守，從政之余，勤求古訓，博采眾方，以救眾親之厄，是宗族醫家的典型代表。唯有董奉，出身寒微，浪跡江湖，結庵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物，是深受百姓愛戴的貧民醫家，也是被后世視為“走方醫”的民間醫生。

作為民間醫生的董奉，以其醫學實踐模式，鑄造了杏林文化的基本特色，即牢固的群眾基礎、良好的醫患關系及精湛的診療技術。

立足民間，服務民間，是杏林文化的基石。“十萬杏株，郁然成林”，寓意服務對象眾多，服務時間長久，表明中醫的根在民間、在基層、在山區村落，離開了民間，離開了村落，中醫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民間是中醫生存的土壤，脫離了民間百姓，中醫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百蟲群獸，游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寓意醫名遠播，聲聞遐邇，反映出求醫者輻輳于道，杏林已然成為民間的景仰之地。

良好的醫患關系是杏林文化的價值所在。董奉以醫隱世，畢竟不是煙霞徒侶，不食人間煙火，柴米油鹽在所必需。怎么來保證醫生的合理收入，又不致患者診有所難而成為負擔？董奉診病植杏、以杏易谷的做法，開辟了一條醫患共惠的生存發展之路，或者說創造性地發明了一種醫患互濟的經濟往來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不僅解決了醫生的診費收入，還有一定的盈余積累，可以“賑救貧窮，供給行旅”，醫患之間的良性循環，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精湛的診療技術是杏林醫藥文化取信于民的關鍵要素。從神仙傳記載的三個病案來看，無論是搶救交州刺史杜燮，還是醫治縣令親故之女，丸藥法術令人稱異，而對于癩病患者的救治，則別開生面，以活物舔患處，不一月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這可能是最早有記載的生物治病案例。療效是中醫立足之本，只有療效好，才能吸引周圍的人看中醫、信中醫。十萬杏株的郁然成林，以不可辯駁的事實彰顯了董奉當年醫技的赫赫功績。

總之，董奉立足民間，服務平民，奠定了杏林文化的基本格調，即杏林是民間中醫的表征。

杏林文化的意旨是敬畏醫學

在董奉的傳說中，虎守杏林是最為動聽的故事，這個故事意蘊深長，其基本意蘊就是敬畏醫學。敬畏醫學是醫生和患者共同的倫理要求，而于醫生最為重要。

醫學是仁學，救死扶傷是醫生的神圣責任。孫思邈講：“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孫氏還引《老子》言“人行陽德，人自報之；人行陰德，鬼神報之。人行陽惡，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并告誡說：“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醫學的神圣不可褻瀆，就在于醫生要有以民間疾苦為念的責任擔當，這也是從醫的底線。

敬畏醫學的本質就是敬畏生命。筆者認為，敬畏生命是中醫養生的前提。敬畏生命的根本因素，就是因為生命的化生非常神奇、非常偶然。《黃帝內經》多次提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類雖然生活在地球上，但是人類的生命之綱是由自然來控制的，只有天地合氣，人才能成為一個自然的完整的人。人源于天地之氣，但氣如何化生人，如何成就我們真實的生命本身，那是非常神奇、非常偶然的事，全憑造化，本乎自然，沒有任何人力人為的安排。《尚書·周書·泰誓》有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認為天地萬物，人是最神奇的存在。因此，對于這種自然造化，我們始終應該懷有敬畏之心。而且，只有樹立了這種對生命的敬畏，才會增強生命意識，無論是人類的整體，還是生命的個體，才會真正尊重生命、關愛生命。

敬畏生命就是要遵循生命的發展規律。中醫認為，“生、長、壯、老、已”不僅是人類生命發展的過程，也是生命活動的基本規律。生命的誕生、成長和衰老都是受自然規律限制的，在不同的生命過程或年齡階段，人的生理、心理、精神表現各不相同，體質狀態也有差異。這些都是自然規律支配的結果。因此，無論是養生保健還是臨床診療，都要善于探索、總結生命各階段的發展特點，遵循生命健康發展的正常軌跡，根據不同年齡階段的身心特點來確定養生原則和方法，真正掌握合乎生命規律的養生之道和治療之道。既要遵從自然法則，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身”，又要順從生命過程，圍繞生命現象，“合道而養”“合道而治”。

杏林文化的導向是回歸本真

前些年，中醫學界有一種玄學化、神秘化及庸俗化的傾向，對于傳統中醫學的歷史地位、價值影響乃至現代效用采取宗教神話般的敘事手段，往往夸大其詞，言過其實，甚至于子虛烏有之鄉造出栩栩如生的故事來；或者是興云吐霧、談玄論奧，把切實的學問變成神秘的偈語，讓人驚詫莫名。這種傾向，在醫史文獻、理論研究、臨床診治及養生實踐方面均有所表現。例如，在醫史文獻領域，最典型的莫過于說中醫藥是外星文明的產物，《黃帝內經》為外星人所撰。而在理論研究領域，許多人把《周易》對中醫的影響無限夸大，把陰陽五行的作用極盡渲染，這都是有違歷史的。事實上，起碼在唐（或宋）以前《周易》對中醫的影響并不十分顯著，至少在文獻上找不到足夠的依據。陰陽五行作為中醫學的具體內容，就如同其作為數術的運算工具在星相、命學、風水等方術領域的運用一樣，其效價主要是作為事物性質、特征及因素、聯系的類概念（或范疇）而已。至于精、氣、神等范疇，在中醫學里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具指的。但我們的“理論家”們，借著現代科學術語的外殼，諸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場”“熵”，乃至“復雜性”“非平衡性”等一大堆時髦的名詞，先予以比附、嫁接、搭橋、填充，再加以詮釋、發揮、演繹，甚至再進行數字挖掘，經過一系列的概念翻新，制造出一次次學術吊詭。  

在臨床診治上，中醫的望、聞、問、切功夫，雖然古人有神、圣、工、巧的差第劃分，但判斷的依據離不開目睹耳聞與動口動手的能力。現在，有人卻主張通過“內證實驗”“內視反觀”的功夫，強調在“胎息”狀態下以進入“心明”的境界，從而獲得有關經絡、穴位甚至藥物氣味、歸經運行的信息。一個人要學好中醫，不僅要有高素質，還要有“高人”指點，更要有“頓悟”和“內證”的能力，“少了內證這只眼睛”，就會造成“認識障礙”。真照此說來，我們今天的中醫教育還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師嗎？

在養生領域，這幾年各種養生保健的書籍紛呈沓現，其形式之多，其內容之雜，幾乎達到無奇不有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從天地宇宙立論、從儒道釋三教下手、從面壁、內視、止觀做起的超凡脫俗成仙成佛的修煉功夫，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此外，還有一些直接或間接貶損中醫，把中醫庸俗化的傾向。有些人在現代科學研究的旗號下，或者在中西醫結合研究的過程中，不是言過其實地夸大、拔高古人的經驗或智慧，就是拙劣地將古人的認知比附、等同現代的科學基礎。在藏象研究、經絡研究、證實質研究、四診研究中，有的把心肝脾肺腎等臟腑的本質與西醫知識體系中的某種物質或部位對應起來，有的把證的實質等同于動物模型，如認為24小時尿17羥物質類固醇是腎陽虛的物質基礎，經絡的實質是人體間隙維、是神經體液系統，心神就是腦的思維等。客觀地說，中醫學的任何一個概念都給現代醫學留下了解釋空間，都可能有著與現代醫學的某種關聯性，但如果坐指中醫的某證就是西醫的某種物質、某臟就是西醫的某個系統，這不僅是牽強附會遺人笑柄的做法，更是庸俗不堪、令人生厭的行為。因為中醫的特質是以現象為研究前提的，與現代科學追求終極本質是迥然不同的。

在中醫文化研究中，有些人一開始就是以虛無玄秘甚至迷信為導向的，追求的就是想發掘中醫學中那些屬于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而摻入的方伎數術的東西。有一本討論中醫望診的書，卻公然以“《黃帝內經》的現代觀身、觀心、觀人術”為叫賣熱點，鼓噪推銷的就是“示面相壽夭論、示身相善惡論、示臟腑安危論、示勇怯耐痛論、示氣色晦明論、示年忌四時論”等相術內容。這種把中醫望診視同古代相術，以及諸如中醫風水術、中醫擇吉術、中醫算命術、中醫占卜術之類的“研究成果”，不僅與正常的科學研究背道而馳，也與中醫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我們知道，在中醫歷史上盡管有《陰陽二十五人》《太素脈法》之類涉及古代方術的內容，但其基本指向是以探求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為出發點的，不是以占斷貧富壽夭為目的。更何況，這些內容既不是中醫的主體，也始終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

除了把中醫玄學化、神秘化、庸俗化之外，近年來又有一種把中醫貴族化的傾向。有些人在所謂個性化、自然化、優質化、專業化服務的幌子下，肆意提高診費、藥費、服務費，開大方、貴方、重方，把患者當貴族，無非是想從患者的腰包里掏出更多的錢來。

因此，今天我們弘揚傳承杏林文化，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端正方向，使中醫回歸其民間本位，真正服務于民間百姓，造福于人民大眾。

（作者：蔣力生；單位：江西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