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獲悉，北洋政府將同意凡爾賽條約中關于德國在山東特權全部轉交給日本的條款，他將消息告訴了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人。當晚，北京13所學校學生召開會議，決定第二天舉行示威游行，外文系學生羅家倫被推舉為學生總代表之一。

5月4日上午10點，羅家倫從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同學狄福鼎推門而入，對他說道：“（示威游行）不能沒有宣言，許德珩起草了文言文。但北京8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草白話文，你來執筆罷！”羅家倫沒有推辭，略加思考，寫下了一篇200多字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后來，羅家倫在《黑云暴雨的明霞》中回憶了起草宣言時的情景：“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里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后也沒修改過。”

宣言中寫道：“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雖然沒有長篇大論，但氣勢磅礴，明確提出了示威游行的目標“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令人熱血沸騰，極具號召力。

下午1點，約3000名學生代表帶著2萬份《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走上街頭，來到承天門演講、宣讀。隨后，他們又列隊來到東交民巷和東單牌樓附近，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

5月26日，羅家倫以筆名“毅”在《每周評論》第23期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總結出有三種精神“關系中國民族的存亡”：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二是“社會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羅家倫因此成為“五四運動”一詞最早的使用者，以及“五四運動精神”最早的概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