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留守兒童”話題再次引起熱議。有文章關注監獄內個別犯人的留守兒童背景，通過講述其經歷，探討“留守兒童”與“犯罪”的關系，在網上引發“10萬+”閱讀和廣泛討論。文章想要傳遞對留守兒童的關心關注，初衷是好的，但以個別案例將他們與“犯罪”等負面表述“綁定”，既無助于理性看待和解決問題，又容易滑向“污名化”傾向的漩渦，值得我們警惕。

應該看到，犯罪是很復雜的社會現象，導致犯罪發生的原因則更為復雜。這當中，既有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學校教育等外部因素影響，也有個人生理、心理等自身因素在起作用。早期在父母陪伴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可能成為一個人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一個原因，卻不是全部原因。一味夸大犯人的留守兒童背景，不僅對犯罪原因的分析不夠客觀，還可能誤導犯罪行為的預防。

很多留守兒童確實從小與父母聚少離多，成長環境相對更艱苦，要承受更多寂寞和孤獨，這多少會造成心靈上的“痛”，卻并不必然導向行為上的“罪”，不能因此就秉持“環境決定論”，陷入以偏概全的誤區。我們每個人都是立體多面的，更何況一個包含上千萬人的群體。留守兒童之中，有人鋃鐺入獄，也有人敢于直面命運挑戰、以奮斗成就精彩人生。比如，幾年前刷屏的“冰花男孩”王福滿就是一名留守兒童，為參加期末考試，小小年紀的他冒著嚴寒，步行幾公里山路，頂著滿頭冰花趕到學校；曾以論文致謝感動全網的中國科學院博士黃國平，小時候也有過留守經歷，困苦坎坷的磋磨沒有讓他沉淪，反而讓他求學信念更堅定，“有勇氣和耐心面對任何困難和挑戰”。我們不喜歡苦難，也不歌頌苦難，他們身處苦難中的努力卻值得贊揚。其實還有許多這樣的故事，也有許多曾經的留守兒童成長為有用之才，如果因為個體行為給留守兒童群體打上負面標簽，無疑是不公平的，也缺少對這些努力應有的尊重。

更令人擔憂的是，過分渲染留守兒童“犯罪”的片面印象，不僅不利于他們健康成長，還可能導致其成長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社交媒體時代，情緒化、簡單化表達更容易得到廣泛傳播，從而放大“污名化”標簽的負面影響。少年兒童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未完全形成，更易受到這些負面標簽的心理暗示。比如，此前就有一名小學教師見到兩個學生在爭執中，一方說另一方是“留守兒童”，因為“留守兒童就是有問題的孩子”。這種情況的出現，讓留守兒童很難自信陽光地成長，“非留守兒童”也會缺少開放心態與多元視角，對雙方的成長都是一種傷害。一旦這種“污名化”傾向在更大范圍贏得共鳴和認同，就可能引發對留守兒童的排斥甚至歧視，豎起一道觀念上無形的“墻”，導致農民工子女無法在城市接受合格的教育，被迫失去父母的陪伴，給他們本就不易的成長路上再添一道“坎”。留守兒童需要的是更多關心和關愛，而不是雪上加霜的“污名化”標簽。

近些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和縣域經濟的發展，一些農民工選擇返鄉就業，讓他們的孩子可以不再與父母分離，享受到親情陪伴。但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城鎮化和人口遷移的進程還遠沒有結束，更多農業人口進入城市還是大趨勢，留守兒童現象也將在一段時間內存在。當務之急是一方面加快農民工子女隨父母入學，另一方面加強對留守兒童的關心關愛，父母可以盡量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與孩子保持良好溝通，還可以利用寒暑假把孩子接到身邊，共度一段親子時光；學校也應在保護好留守兒童自尊心的前提下，給他們更多關懷，加強對鄉村教師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訓，為孩子們提供更專業有效的心理支持；還要積極發揮村“兩委”、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作用，著力解決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形成全社會關愛留守兒童的良好氛圍。

要從根本上讓兒童不再“留守”，必須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不僅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還要讓更多農民工能在城市待得住、找得到歸屬感。愿更多留守兒童能被愛和溫暖環繞，而不是被偏見和“污名”所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