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愛國進步人士的推動下，安徽人民為保家衛國，踴躍參加抗日軍隊，打擊侵略者。安徽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五路軍是當時皖北的一支重要抗日地方武裝，組建于1938年5月，總指揮余亞農，在余亞農的帶領下，第五路軍擁護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共同抗日的主張，公開提出“一切向新四軍學習”的口號，堅持與新四軍密切合作，共同打擊日偽，被稱為“粉紅色的隊伍”。

早年曾多次參加反蔣、抗日活動

余亞農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聯軍，率部打擊北洋軍閥。“二次北伐”期間，日軍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余亞農曾率部防守黃河大橋，與日軍激戰。1929年，時任國民革命軍一三一旅旅長的余亞農，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率部起兵反蔣，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余亞農協助王亞樵秘密組織鐵血鋤奸團，分工為“抗日宣傳，并調查了解日本間諜、漢奸情況，以作為打擊對象”。1933年，他參加馮玉祥領導的抗日同盟軍。福建事變發生后，余亞農星夜趕往福州，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會合。1934年事變失敗，余亞農又回上海繼續從事秘密反蔣、抗日活動。

1936年8月，余亞農受李濟深、朱蘊山等人的委托，與張獻廷一起持密信去延安，“聯系共同反蔣、抗日事宜”。他在延安逗留一個多月的時間，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

全面抗戰爆發后，率部和新四軍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余亞農在周新民、章乃器、朱蘊山等進步人士的支持下，接受李宗仁的邀請出任安徽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五路軍指揮官。1938年春，余亞農召集舊部，組建安徽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五路軍，該部分為3個支隊，共4000余人。第五路軍創建不久，余亞農便率部出征，與日軍發生多次激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9月8日，余亞農率第五路軍的二、三支隊收復亳縣縣城，并將指揮部遷往該地，接著又配合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收復了渦河以北的汪偽據點烏山廟。這些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安徽人民的抗日斗志。從此，余亞農和他率領的第五路軍在安徽的聲譽日隆，其部隊也迅速擴大到15000余人。

新四軍游擊支隊在司令員彭雪楓的領導下進入皖北后，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廣泛深入地進行統戰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間，彭雪楓派聯絡科長任泊生與余亞農聯絡。余亞農親往會見彭雪楓和支隊各位首長，要求派干部幫助第五路軍訓練部隊，互相配合，共同抗日。

應余亞農的請求，彭雪楓先后派20多名中共黨員及50多名干訓班學員到第五路軍幫助工作。共產黨員王少庸被委任為余部參謀處長，其他黨員被派往二、四支隊擔任領導工作。王振鴻以干訓班學員為基礎成立教導隊，學習新四軍的游擊戰術和政治工作經驗，用新四軍的辦法為第五路軍培養軍政干部。當時，第五路軍還出版了一份名為《拂曉報》的油印小報，負責辦報的都是共產黨員。1939年春節，余亞農親帶大隊以上干部前往彭雪楓的支隊司令部拜年，并邀請彭雪楓到該部作了題為《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抗戰前途》的報告。春節過后，彭雪楓和副司令員吳芝圃、參謀長張震及豫皖邊工委書記張愛萍等到亳縣縣城與余亞農會晤，商談統戰、抗日事宜。

不久，余亞農在第五路軍中公開提出“一切向新四軍學習”的口號，并在行動中予以積極落實：在軍事上，要部隊注重學習新四軍的游擊戰術，不去專搞制式教練；在政治上，學習新四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在每個中隊設指導員，負責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并規定其與中隊長具有同等的權力；在生活上，實行官兵一致……經過一番整頓后，第五路軍的政治軍事素質明顯提高，與國民黨的其他部隊有了明顯的區別。在當時的第五路軍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響徹軍營，干部中有很多人閱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國民黨頑固派對余亞農向新四軍學習的做法很不以為然，他們不懷好意地說：“第五路軍成粉紅色的了。”余亞農聽后回答：既然第五路軍是“粉紅色的隊伍”，那我就是“粉紅色隊伍”的指揮官。

堅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徑

隨著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第五路軍也在新四軍幫助下不斷發展壯大。李宗仁辭去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后，該職由國民黨內另一位新桂系將領、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接任。廖磊上任后，為擴充自身的實力，便想方設法把安徽抗日人民自衛軍的各支武裝予以吞并。他召開由自衛軍各路指揮官參加的會議，布置所謂“整編事宜”。前來與會的余亞農看破其伎倆，便當眾提出自衛軍官兵多，而整編方案規定每路軍整編為一個團，不僅規模太小，無法容納。且大敵當前，對團結抗日的大局不利。由于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將領支持余亞農的正確意見，使廖磊的吞并計劃失敗。廖磊氣急敗壞，在余亞農返回駐地途中將其綁架。

余亞農被扣的消息傳到第五路軍中，引發了全體官兵的憤慨。他們立即自發組織進行營救行動，將部隊向亳縣方向集中。第五路軍呼吁營救余亞農的電報發出后，引起各界的強烈反響。安徽地方知名人士群起譴責廖磊。其他幾路抗日自衛軍首腦也聲明：如不放出余亞農，將以兵戎相見。迫于壓力，廖磊不得不釋放余亞農。此次事件，使余亞農更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的。在一次討論部隊今后去向時，有的人主張：“五戰區不容，我們到一戰區去。”余亞農聽后，感慨地告訴大家：“到哪個戰區都一樣。大家如不愿當亡國奴，只有參加新四軍。”

1939年10月，廖磊因病死去，李品仙續任國民黨安徽省主席。當時，國民黨頑固派正醞釀發動“反共高潮”，因余亞農與新四軍彭雪楓部合作良好，李品仙立即宣布取消“安徽抗日人民自衛軍”的番號，撤銷余亞農的指揮官職務，將第五路軍改編為“第五戰區第十一游擊縱隊”的一個支隊。

消息傳來，第五路軍上下無比憤慨。余亞農在廣大官兵的支持下，決定“抗編”。他通電全國，揭露國民黨新桂系集團在安徽排斥異己、破壞抗戰的行徑。李品仙得到消息后惱羞成怒，下令通緝余亞農，并派出大軍對第五路軍進行“討伐”。在李品仙的威逼利誘下，第五路軍的一些軍官發生動搖。為了避免爆發內戰，余亞農率部轉移到河南鹿邑一帶，繼續和新四軍聯合抗日。汪偽政權得到消息后，以為有機可乘，立即派人以“友人”的身份對余亞農進行拉攏。余亞農嚴詞正告來人說：我是中國人，我有抗日的自由，誰也不能剝奪我不愿做亡國奴的權利。

同年冬，第五路軍被國民黨頑固派部隊包圍繳械，余亞農也被逮捕，后經安徽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及社會人士營救獲釋。此后，他流亡于蘇、魯、豫、皖之間，在淮北經商耕地，以資糊口。在流亡生活中，余亞農更加主動、積極地接近共產黨，并聯絡各階層進步人士，為抗戰和統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與共產黨通力合作，為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作出應有貢獻

日本投降后，余亞農應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書記兼華中軍區政治委員鄧子恢之邀，赴蘇北解放區共商開展反內戰活動，后經沈鈞儒、沈志遠介紹，加入民主同盟。他曾兩次到山東，與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四縱隊政委兼華東局國統區工作部部長曾希圣等商討在國民黨軍中開展兵運工作。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后，余亞農在合肥建立民革小組，在國民黨部隊內進行策反工作。1949年，余亞農與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寧、滬、蕪間進行策動起義活動，配合解放軍進行渡江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余亞農先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皖北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皖北行署監委會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副省長等職，1959年去世，享年72歲。中共安徽省委員會在余亞農病危時，根據他本人的請求，批準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作者單位：民革蕪湖市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