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0日，端午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70多名會員于當晚在中蘇文化協會樓上的客廳里舉辦“紀念屈原晚會”。會上有人提議把端午節定為中國的詩人節，得到大家熱烈響應，達成共識：現在以“文協”的名義，向國內推廣宣傳，待下年端午節舉行第一屆詩人節紀念活動。

詩人節轟動重慶文藝界

1941年端午節前，為辦好第一屆詩人節紀念活動，“文協”組織人員緊鑼密鼓地開始籌備。他們聯系各界人士撰寫紀念文章，又與重慶各大報刊協調出版宣傳詩人節的專版。

老舍組織幾名會員參與起草了《詩人節緣起》一文，經郭沫若修正后，在端午節之前印刷出來，向社會各界廣泛散發。文中把紀念屈原與當前抗戰聯系在一起，號召人們弘揚屈原的愛國精神，投身到反對侵略的偉大抗戰中去。

為營造紀念詩人節的輿論氛圍，《新華日報》于1941年5月30日開辟了專版。郭沫若在《蒲劍·龍船·鯉幟》一文中寫道：“抗戰以來，因為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他呼吁道：“敢于改端午節為‘詩人節’的詩人們，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30日晚7時，“文協”在中法比瑞同學會的禮堂舉行晚會，慶祝第一屆詩人節。于右任、郭沫若、陽瀚笙、老舍等200余人參加會議。推舉于右任為大會主席。《中央日報》描寫道：“晚會的主席于院長右任，前胸飄拂著銀色的長髯，更象征著一種深遠高遠的詩境。于院長在開會詞中，提到屈原的詩歌，充分描寫了祖國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祖國的一草一木都是香的，我們值得為他而死。——剛說到這里，忽然禮堂內電燈熄了，于院長雄邁的聲音在黑暗中抖動著。他激昂地說，現代的詩人也是偉大的戰士。我們紀念屈原，我們也同時取法屈原愛國憂民的志愿和精神。接著便是一陣暴雨似的掌聲，表示聽眾們對于于院長的同感。會場中馬上又點燃了很多紅燭。如此，詩意更濃了。”

老舍向大家報告了詩人節籌備經過。郭沫若以歷史研究專家的身份講述了屈原的生平，他將屈原之死與祖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在當時的形勢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安娥朗誦了于右任的《詩人節》，常任俠朗誦了屈原名作《國殤》，老舍、高蘭、易君左朗誦了自己創作的詩作，李嘉獨唱了馬思聰作曲的屈原詩作《云中君》，全體人員合唱方殷作詞、王云階譜曲的《汨羅江上》。

駐重慶的各大報紙都對第一屆詩人節作了濃墨重彩的宣傳。

詩人節的影響

1942年6月18日，第二屆詩人節恰逢蘇聯文豪高爾基逝世6周年，“文協”、中蘇文化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等11家文化團體，聯合在中蘇文協禮堂舉行紀念晚會。孫科、于右任、郭沫若、王昆侖、曹靖華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蘇聯對外文化委員會代表米克拉夫斯基等300余人參加。

6月20日下午5時，延安詩會和文化俱樂部在文化俱樂部涼亭聯合召開座談會，紀念屈原、高爾基、瞿秋白，到會百余人。艾青說明紀念中國偉大詩人屈原、國際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及近代中國文藝理論家、革命家瞿秋白的意義，陸定一作關于瞿秋白生平事跡的報告，蕭三作高爾基是怎樣被托派害死的報告，青年藝術劇院的同志朗誦郭沫若的話劇《屈原》第四、第五幕。

1945年6月14日，第五屆詩人節。晚上，在云南大學至公堂，文藝界抗戰協會昆明分會等16個團體聯合舉辦了詩人節紀念晚會，姜亮夫、聞一多先后作專題演講，聞一多稱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1946年6月4日，迎來了第六屆詩人節，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與自由成為這一屆詩人節的主題。當晚8時，重慶文協和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舉辦了詩人節茶會。沙丁、艾蕪、靳以等100余人參加。臧克家主持，指出在詩歌中所表現的沉悶、艱苦、激動與希望，這正是反映了中國人民8年來的現實生活，并著重指出詩人是屬于人民大眾的歌手。這天的《新華日報》發表了柳倩《新詩的道路》、臧云遠《第六個詩人節》等文章。

1961年端午節，時任民革中央組織部長朱蘊山（后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賦詩《詩人節寄老詩人于髯》：“梅子黃時百草肥，故園花木錦成圍，臺澎一水盈盈隔，為問王孫歸不歸。”這是對支持詩人節紀念活動的于右任先生的殷殷期盼！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的詠嘆中去世。

（作者為山東省棗莊市政協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