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是劉半農命運大轉折的一年，細細探究起來，幾乎就是靠著一篇文章改變了人生的軌跡。

1912年3月，劉半農與其弟劉天華到上海謀生，在開明劇社任編輯；1913年春，轉職在中華書局任編譯員。1912年到1916年，劉半農除了做編輯，另外寫了多篇言情小說，給當時的出版物投稿，賺取稿費過日子。但1916年寒冬來臨之際，報社停業整頓，劇社因故停業，劉半農的編輯工作也走到了盡頭，兄弟二人在最困難時，一件棉袍輪流穿著外出，蹣跚在寒冬里。無奈之下，劉半農帶著弟弟、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女兒落魄地回到江陰老家，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變賣家什和借貸度日。

天無絕人之路，恰在這段時間，常州當地豆業老板、開明人士劉潤賡在位于焦溪南街70號的劉氏宗祠，創辦了新文化實業學校（又稱“焦溪西校”），傳授西方科學技術和新式知識。經常州府中學堂（今江蘇省常州中學前身）屠元博校長向劉潤賡推薦，劉半農兄弟于1917年春節后，即赴焦溪西校任教，劉半農講習新文學，劉天華講習國樂。

在焦溪西校教書的那段時間，是劉半農人生最為低潮困苦時期。也就是在任教的3個月后，劉半農在《新青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我之文學改良觀》，被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慧眼發現，便破格聘用僅初中學歷的劉半農來北大做預科國文教授。

1917年的7月，既是學校放暑假，又是一學年的結束，劉半農辭退了焦溪西校的教書工作，找到了蔡元培，從此改寫了人生的命運。同樣是在1917年冬，他試探著在文章中用“她”字，在北京的兩家小報上發表，窺探當時人們的反映。1918年1月，劉半農又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成為了《新青年》的四大“臺柱”之一。1920年，劉半農赴歐洲深造，初入英國倫敦大學院，在語音實驗室工作。

這么看來，劉半農命運的改變，就緣于一篇文章的發表了。（劉建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