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新型政黨制度作為新時代推進統一戰線工作的制度保障，不僅彰顯出中國凝心聚力的領導優勢，更彰顯出中國政治治理的文明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進而習近平總書記以“三個新”“三個有效避免”精辟論述了新型政黨制度的特色和優勢。新型政黨制度既是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新時代我國深入推進多黨合作的行動指南，為深入認識我國政黨制度所蘊含的中國特色尤其是判別中外政黨制度的優劣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植根于中國土壤而創造的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著明確的統戰、民主、合作、協商的政黨思想，《共產黨宣言》明確宣示：“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使命型政黨，天然承載著凝聚全國人民為政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維系國家統一、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并履行兩大歷史使命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從理論與實踐上認識到政黨合作的重要性。各民主黨派經過長期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斗爭，反復比較國共兩黨的理論主張與政治綱領，最終衷心擁護1948年4月中國共產黨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紛紛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天下為公”源自《禮記·禮運》，意指天下為眾人所有，人們協同一致、休戚與共。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造福于中國各階層、各政黨、各團體的社會主義，是屬于全體中華兒女通力合作共同建設的社會主義，不是某政黨、某團體、某階層單打獨斗的社會主義。“兼容并蓄”出自韓愈《進學解》，意指吸納、招攏各方面的人才或事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波瀾壯闊的百余年歷程中，兼容并蓄的統一戰線為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勝利凝聚起共同奮斗的磅礴力量。“求同存異”來自《禮記·樂記》，意指摒棄非根本性隔閡，追求共同性目標。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休戚與共、同舟共濟，久經歷史磨煉，相互之間不僅沒有絲毫間隙，反而做到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植根于中國土壤的新型政黨制度為推進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眾所周知，西方政黨制度是偏袒富人利益的金錢政治、偏離民主精髓的精英政治，是形式民主。而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政治吸納，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促進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有機統一，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恩格斯說：“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于最骯臟的目的”，競爭與對抗是西方政黨制度的本質。而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西方政黨制度競爭上位的排他性邏輯自然衍生出阻礙治理的否決政治、挾持國家利益的短視政治，而新型政黨制度是包容型、吸納型、合作型政黨制度，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不是相競相軋，而是相增相長，共同構建起多元共治的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作者胡軍良系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民建陜西省委會理論研究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