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錢玄同，許多人想到的是他的激烈。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他與劉半農演“雙簧”，借機將舊派人士罵得狗血淋頭；他覺得漢字筆畫太多，難懂難寫，應該在條件成熟時徹底廢除，走世界共同的表音文字的方向；他認為人活在世上，總的傾向是越來越保守……此類言論一向被人當作另類，在其生前招來關注的同時，也惹來了大量的非議。

然而，言論的偏激并未妨礙錢玄同做一個忠厚、寬容的人。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高步瀛中過舉人，是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的學生，曾經留學日本。他性情耿介，在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時，看不慣“大元帥”張作霖的所作所為，辭官進大學任教。高步瀛舊學功底深厚，對古典文學一往情深，而錢玄同曾將舊文學概括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特別惹高步瀛生氣。

一次，高步瀛給學生講《文選》，講著講著，突然大發脾氣：“有人說‘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誰是‘妖孽’，誰是‘謬種’？他們懂嗎？”而此時，高步瀛所指責的錢玄同正擔任北師大國文系的主任。高步瀛每年的教授聘書，都是錢玄同送到府上的，高步瀛在課堂上想罵就罵，錢玄同的聘書該送就送，從未想過要將此人換掉。

錢玄同胸襟之博大，更體現在他對黃侃的評價上。黃侃與錢玄同師出同門，都曾經做過章太炎的學生，最初關系非常好，1926年黃侃來北師大教書就是錢玄同推薦的。那年，錢玄同妻子患重病，必須請假半年，他覺得黃侃正好可以補這個缺。后來，他們一個傾情于“小學”（訓詁之學），天天穿行在發黃的故紙堆中；一個鐘情于新文化運動，主張白話文、提倡新道德，因此二人志趣漸行漸遠。又因為與師大國文系主任吳承仕相處不諧，黃侃第二年便辭職南下。

1932年，黃侃與章太炎來京，與錢玄同在老師的住處相遇，幾個人一同等著老師出來。當年在日本留學時，黃侃戲稱錢玄同為“錢二瘋子”。此時，他突然說：“二瘋！我告訴你，你很可憐呀，現在先生來了，你近來怎么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讀，非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話文……”錢玄同聽了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大吼：“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帳！”兩人大聲吵了起來。章太炎聽到趕快出來勸解，希望他們“以國事為重”。

黃侃取笑錢玄同，有時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程度，比如他曾在課堂上對學生說，錢玄同的文字學講義是因為他撒了一泡尿而得來的。當年兩人同在日本留學，時相過從，交談間，黃侃生了便意，去上洗手間，回到宿舍發現一冊筆記已經不見了。他猜想是錢玄同偷去了，但錢玄同死不承認。

對于學者，學術原創等于生命，黃侃此語絕對稱得上是“誅心之論”。錢玄同雖然極為不滿，但他非常了解黃侃其人，沒有與他過多計較。1935年，黃侃因飲酒過度死于南京，錢玄同寫了一副催人淚下的挽聯：“小學本師傳，更細繹韻紐源流，尾勉求之，于古音獨明其真諦；文章宗六代，專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門遽喪此雋才。”

錢玄同對陌路者的態度，也與其“開放心”深度相關。1926年4月8日，錢玄同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里面有這樣一段話：“中國人‘專制’一尊的思想，用來講孔教，講皇帝，講倫常……固然要不得；但用它來講德莫克拉西（民主）……講賽英斯（科學）……還是一樣要不得。反之，用科學的精神（分析條理的精神）、容納的態度來講這些東西，講德先生和賽先生等固佳，即講孔教，講倫常，只是說明他們的真相，也豈不甚好。”在信中，他還明確反對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那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霸道，覺得這種觀念理應改變。換句話說，他把手伸給陌路者，不是為了表演，不是為了趨利避害，而是源于內心對民主、自由精神的尊奉。（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