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達（左坐者）與夫人尹映雪（右坐者）和大兒媳區綺薇（后立者）、長孫李時?。☉驯д撸┖嫌啊?/span>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簽名冊上，各黨派首席代表都有簽名，但唯獨沒有看到“中國人民救國會”首席代表李章達的簽名。盡管他沒有出席會議，但還是“以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顯著勞績和在人民中的卓著聲望”，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這位被稱為“一個優秀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黨派首席代表為什么不能出席會議？他的人生有哪些我們還不知道的故事？

追隨孫中山

1906年8月，李章達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并由朱執信介紹加入同盟會，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武昌起義爆發后，李章達和陳銘樞、蔣光鼐等同學直奔武昌，加入突擊隊，參加偷襲劉家廟車站敵軍的戰斗。南北開始和談后，李章達、陳銘樞和蔣光鼐等人一起考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在?？炭鄬W習軍事技術。后來參加了討袁運動、護國斗爭、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

陳炯明叛軍炮轟總統府時，李章達正擔任大元帥府警衛團第2團團長兼大本營參軍，他指揮警衛團和衛士一連打退叛軍數十次沖鋒。直到凌晨，因敵眾我寡，李章達等率領警衛團最后撤出總統府。

1924年1月，李章達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協助廖仲愷辦理黨務。8月，在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李章達被推選為中央農民部長。

1926年4月，李章達出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在任期間，他銳意整頓治安。國民政府舉兵北伐后，李章達留守廣州，并積極為北伐軍招募夫役，輸送至北伐前線。

由于大軍北伐，后方兵力薄弱，李章達認為，只有依靠工農群眾力量，才能做好廣州市的社會治安工作，因此提倡軍民聯防，主張工警合作。為了建立警察和民眾之間的良好合作關系，1926年11月28日，李章達組織廣州市工警聯歡大會。李章達邀請了三位共產黨人出席并講話：一位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后方主任孫炳文，他是留學德國與朱德同時入黨的，又是中山大學教授；一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秘書兼宣傳部部長、著名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一位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

這次工警大會不僅對維護國共合作局面大有好處，且對社會治安也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卻引起國民黨右派權貴的非議。負責后方事務的國民黨右派人物張靜江當面責難他，并密電蔣介石提出逼李章達辭職。

這時，蔣介石已心懷異志，叛跡日益明顯，李章達也預感到局勢已不可逆轉，因此憤而辭職，舉家離開廣州遷往香港。

積極投入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上下紛紛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李章達應第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邀請，前往上海暫住。在滬期間，“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國難當頭，李章達協助蔣光鼐、蔡廷鍇等第19路軍將領籌劃抗擊日軍事宜。

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等在福建秘密醞釀倒蔣。11月上旬，李章達受蔣光鼐、蔡廷鍇等人邀請來到福建，共商抗日反蔣大計。李章達考慮到，第19路軍與南京政府之間力量相差懸殊。為爭取更大勝利，商定一方面派人與蘇區紅軍聯絡，以取得中共支持；另一方面聯絡陳濟棠、李宗仁等粵、桂地方實力派，以期聯盟共同舉事?？蓛蓮V對與第19路軍共同抗日反蔣并無誠意，李章達只好返閩復命。

李章達態度堅決，主張立即脫離國民黨，與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重新組織革命政團。他的提議獲得大多數人贊同，一致推舉他起草脫離國民黨宣言。21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正式成立，李章達被推選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國府秘書長兼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4年1月，福建事變以失敗而告終。李章達受到蔣介石通緝，只得逃回香港。

1935年，李章達在香港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發起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李章達被選進中央委員會，負責創辦“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機關報《大眾日報》，并任社長。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得到各民主人士積極響應。李章達很受感動，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

1936年5月，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會”。隨后，李章達與何思敬、陳汝棠等人也在香港成立“全國各界救國會華南區總部”，李章達為主任委員，與何思敬、吳涵真等一起指導華南地區的救國運動。

1938年廣州淪陷后，李章達任“廣東第四戰區游擊司令”之職，在深圳設立指揮機構領導工作。不久又被調往韶關，改任“第四戰區軍法執行監部”的中將軍法執行總監。在擔任軍法執行總監期間，李章達曾秘密協助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活動，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各種社會關系，支持和掩護到韶關的中共廣東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4月1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新華南》在韶關出版。中共為了掩人耳目，特邀了一些黨外人士參加編委會，李章達就是其中一個，且名字居首位。《新華南》雖是經登記注冊的合法刊物，但經費支出卻沒有固定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捐款和發行刊物所得來維持。李章達在捐助經費上出力頗多。

那時，正是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時期。李章達敢于公開同共產黨站在一起，非常難能可貴。

籌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

1941年初，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為擺脫國民黨當局壓制和迫害，從國統區陸續逃往香港。為加強聯系，共商民主運動大計，李章達從韶關來到香港，先后見到鄒韜奮、千家駒等人，并根據斗爭發展需要，開始醞釀建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發動和團結民主進步人士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當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幫助下，經同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亞子等多次協商后，李章達和梅龔彬執筆，起草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綱領。之后，李章達、梅龔彬又將綱領草稿先后帶到韶關和桂林，征求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陳劭先等人意見，得到一致贊同。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紛紛撤離香港。

1942年秋，李章達在韶關建立了以他為首的民盟韶關核心小組。正當籌建民盟南方組織的工作有所進展時，日軍為打通湘桂和粵漢鐵路兩線，對華南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韶關局勢又日益緊張起來。1944年底，李章達率隊離開韶關前往梅州，繼續主持籌建民盟南方組織的工作。

1945年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國內和平，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但是，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堅持反共內戰政策。為適應新形勢需要，須將民盟活動轉入城市，在香港、廣州開展新的斗爭，李章達隨民盟南干會議機關改遷廣州。但是，當時的廣州在國民黨嚴密控制下，民主運動難以開展，最后李章達等人士決定到香港籌建民盟南方總支部。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重慶召開。民聯成立之后，廣州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也加緊建立民主派組織的工作。

1945年秋，李濟深派人來廣東商議籌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事宜，并指定由李章達協助蔡廷鍇召集組織。盡管李章達還負責民盟和救國會工作，事務繁忙，但他仍為籌建“民促”積極出謀劃策。

由于李章達和同事們積極開展工作，大力發展盟員，香港民盟組織發展迅速。1946年元旦，南方民盟新的領導機關——民盟南方總支部（簡稱南方民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李章達被推選為主任委員。

3月12日和4月14日，廣州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先后兩次舉行會議，正式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后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會議推舉李濟深為中央主席，李章達被選為常務理事。

民促成立后，首先在廣州等地開展反蔣民主活動。6月23日，李章達和粵港各界人士何香凝、徐傅霖、彭澤民、蔡廷鍇等分別致電毛主席和美國總統杜魯門，呼吁和平，制止內戰。7月7日，毛主席復電，對李章達等人“呼吁和平”的言論和行動，“甚為感佩”，并表示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和平”，“決與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共同為爭取和平實現而努力”。

參與成立民革

23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關于促成組織聯合政府并呼吁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反對美國政府實行扶蔣反共政策。該聲明立即得到國民黨民主派及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

28日，李章達和陳其瑗、陳汝棠等44人聯名通電，響應宋慶齡的號召，呼吁內求和平，外伸正義，立即停戰，成立聯合政府。29日，李章達會同何香凝、陳其瑗、陳汝棠等聯合致電美國人民，要求美國人民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對蔣介石集團的軍事援助，撤退駐華美軍。

民促的一系列活動，令國民黨當局感到莫大恐慌，施出高壓手段，李章達等被迫離開廣州，民促總部也不得不遷往香港，并將反蔣民主活動轉入地下。

1947年3月9日，李濟深針對國民黨當局頑固立場，在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強烈譴責蔣介石倒行逆施，呼吁實行各黨派聯合建國。共同斗爭，使國民黨各民主派之間聯系日益密切，同時也感到，只有盡快聯合起來，才能更好地適應新的斗爭形勢和任務。

5月4日，李章達和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陳其瑗、朱學范等應李濟深邀請，到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中聚會，為成立民革，實現“民聯”“民促”聯合，再次就正式成立聯合組織問題商討。經過商議，李章達被推選為新組織發起人之一，并立即開始進行籌備工作。10月以后，隨著大批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及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秘密來到香港，組建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籌備工作也進入了最后沖刺階段。

10月26日，李章達和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25人齊集堅尼地道52號籌備處，商討組織名稱、主席人選等事項。在用什么名稱上，大家意見各有不同：有人主張另起一個黨名，不要再用國民黨這個名字；有人主張仍用國民黨但加上“革命委員會”，以區別于反動的國民黨。何香凝極力主張用“革命委員會”。李章達同意何香凝意見，并說：“‘福建人民政府’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條就是不要國民黨，改變旗號。這樣一來，國民黨左派人士及中間派地方勢力就不敢附和了。我們要吸取教訓，采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好，這樣就可以采用‘民革’的名義號召國民黨內革命人士起義。”

經過反復討論，籌委會一致同意將新組織名稱確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后來，李章達又和李濟深、何香凝、陳其瑗等6人聯名寫信給宋慶齡，吁請她來香港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并領導即將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正式舉行，李章達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秘書長。不巧的是，李章達正患心臟病，在澳門療養，但李章達還經常抱病去香港參加各種會議和活動。

政治協商建國大計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翌日，毛澤東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就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征求意見。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上海局，擬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及其他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參加協商。

中共中央“五一”號召，立即得到民革、民聯、民促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熱烈擁護和響應。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李章達和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郭沫若等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為中共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表示完全贊同。

8月1日，李章達和李濟深、蔡廷鍇、沈鈞儒、章伯鈞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又接到毛澤東電函，對他們贊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并熱心促其實現表示“極為欽佩”，并希望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愛國人士，就召集新政協會議的時間、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范圍等問題“共同研討，并以卓見見示”。

8月至12月，民革中央就新政協諸問題展開多次討論。李章達和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郭沫若等討論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經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朱學范等討論修改過的文件《關于召開新政協諸問題》。在討論中，大家對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從1948年8月起，民革、民聯、民促及其他民主黨派的代表和有關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陸續從香港到達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8年年底，李章達乘船應中共中央邀請，前往北平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北上途經石家莊時，李章達和同行民主人士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接見。1949年2月26日，李章達應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召開的歡迎各界民主人士大會。隨后，李章達參與了中共中央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會前準備工作。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李章達以人民救國會代表身份出席會議，并被推選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協的各項準備工作，籌備會決定將參加籌備工作的各黨派及各方面代表，組成6個小組，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分別進行具體籌備工作。李章達被推選到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小組工作。

但不幸的是，此時的李章達心臟病突然復發，且病情較為嚴重，由于須請原經手治療的醫生診治，李章達不得不從北平南返香港就醫。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盡管李章達因病未能出席會議，但他“以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顯著勞績和在人民中的卓著聲望”，榮幸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樸實無華廉潔自律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民革中央委員會，李章達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民盟南方總支部遷到廣州。李章達也由香港進入廣州，繼續擔任民盟南總領導工作。李章達到廣州后，一方面設立“南方民盟”新的工作機構，領導盟員開展盟務活動；另一方面積極配合解放大軍做好廣州城市接管工作。

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章達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接著，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李章達又被委任為軍管會委員。1951年12月30日，中共華南分局決定成立政法、文教、民族事務3個委員會。李章達擔任文教、民族事務兩個委員會主任。

生活中，李章達為人謙虛謹慎，清貧樸素。為了照顧他的生活，組織幾次為他尋找條件較好的房子，但均被李章達婉言謝絕。李章達之所以不肯移居他處，原因有二：一是解放之初，百廢待興，一切從簡，公家房子不多，應該讓其他更需要的同志去??；二是舊房子是祖居，不離老家有紀念先人之意。后來，同志們一再告訴李章達：搬遷房子，可以便于保衛工作。李章達為了不給組織上添麻煩才動身搬遷。但沒過多久，他自己一個人在省政府里面住，把房子讓給了其他同志。

1953年冬，李章達病重，到北京進行治療。1個月后，病情稍有好轉，李章達就迫不及待要求回廣州。兩個月后，李章達病情突然惡化，于1953年12月9日在廣州病逝，享年63歲。

李章達一生清貧，自己不占用公家房子，反而想方設法為國家購買“房子”，即“小東營五號”。小東營五號是“三·二九”黃花崗起義指揮部。起義失敗后，清政府查封了小東營五號。時為同盟會會員的李章達非常關心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遺址，千方百計花重金買下來。

李章達逝世后，其夫人遵照他的遺愿，將房子貢獻給了國家。

李章達逝世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中南行政委員會代主席葉劍英以及各民主黨派人士都發來唁電，深表哀悼。陶鑄稱他為“一個優秀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本文作者系上海紡織博物館特聘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