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7日，《大公報》報道民主建國會成立。

1945年12月17日，《新華日報》報道民主建國會成立。

民主建國會成立宣言

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舊址陳列館(重慶復建后的西南實業大廈)

在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舊址陳列館，展陳著一張1945年12月17日的《新華日報》。該報二版有一篇消息《民主建國會昨日舉行成立大會》：“黃炎培、胡厥文、李燭塵、章乃器、黃墨涵、彭一湖、施復亮等發起的民主建國會，已于昨天（十六日）下午一時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到文化教育和實業界人士百幾十人。”

時光流逝，歲月荏苒。80年前，“百幾十人”是怎樣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發起民建的？

《論聯合政府》對工商界的鼓舞作用

黃炎培是民建的主要發起人，早年就閱讀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寫的傳記。他1964年在回憶錄《八十年來》中寫道：“我所認識，在專研一種學說之前，必先讀這位專家的傳記，了解他的畢生情況。1921年我在北京會見李大釗，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有認識。1936年，乘民生公司的‘民風’輪入川，在船上讀了《馬克思傳》三本、《列寧傳》一本，這才初步打下了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基礎。”

施復亮早在1953年12月首寫民建史話《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八周年》，他在文章《民建成立的政治背景》第一句就說：“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發起、成立和發展，是與中國共產黨的鼓舞、幫助分不開的。”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報告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鄭重地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明確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指出了中國人民奮斗的方向，對于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全國人民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和指導作用。

毛澤東說：“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毛澤東又說：“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毛澤東的這些精辟論述，使愛國的工商業者，從自己多年慘痛的經歷中懂得了這些話的正確性，而且符合自己的階級利益。

施復亮文章說：“他們目觀國民黨政府的反動、腐敗和無能，日益失望而不滿。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斗爭日益發展，重新鼓起一部分愛國工商業者的勇氣，參加民主斗爭的必要。”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更使這種要求有迅速變為行動的可能。一部分與工商業者有相當聯系的進步知識分子，也認識了這種情勢和要求，自覺地去幫助他們實現這種要求，其中還有少數中共同志參加。”施復亮說。

在延安初識“老朋友”

中共“七大”閉幕后，王若飛把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一些重要文件，經由秘密途徑送往重慶交給黃炎培。黃炎培認真閱讀了中共“七大”文件，預感到國家政治生態即將發生轉變，國民參政會始于國共第二次合作，由國民黨、共產黨和以社會賢達身份加入的第三方勢力共同參與。黃炎培作為第三方勢力核心人物，出任國民參政會提案審查會主席，位置非常重要。他一看就明白，聯合政府必須得回到這個國民參政會的舞臺。

194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說：“國民黨政府決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謂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沒有什么人去出席。”

毛澤東指出：“此次所謂新的國民參政會之召集，國民黨政府當局事前并未與本黨協商，亦未與其他民主黨派協商，仍和過去的國民參政會一樣，完全由國民黨一手包辦。國民黨政府此種對待中共的態度，不但與民主原則相違背，亦與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不符合。”并嚴正指出，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顧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的一切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地召集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分裂人民的準備內戰的所謂國民大會，在國民參政會上強迫通過許多辦法，實行國民黨的反動決議。

當時抗戰已經處于勝利的前夕，黃炎培覺得這個時候共產黨不參加國民參政會對中國的大局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作為第三方，義不容辭地應該挑起來把共產黨請回國民參政會這么一個歷史責任。因此當國共關系僵化之后，黃炎培自認應當盡力斡旋，所以他主動聯合了幾位國民黨元老，又聯系了第三方勢力中幾位老資歷的參政員，愿為國共和談做些事情。黃炎培通過王若飛將意圖傳遞給了延安。延安馬上就回電表示：“歡迎你們到延安來訪問。”

中共方面對黃炎培傾慕已久。毛澤東第一次提到黃炎培是在1923年4月10日《新時代》創刊號所寫的文章《外力與軍閥》中，稱：“胡適、黃炎培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20年代周恩來在上海起義時，他就關注到教育家黃炎培，他說：“黃炎培是個在社會里扎了根的人，我們要關注他，將來也要多有借重他。”

1940年9月，周恩來應黃炎培之邀為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辦的第38期“職業青年星期講座”作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的演講，聽眾眾多，盛況空前。

這次去延安，黃炎培十分興奮：“得通知，準一日晨八時啟程赴延安。整理行李，理發。”（《黃炎培日記》6月29日載）黃炎培做好了去延安的積極準備。7月1日至5日，黃炎培等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

黃炎培一行一下飛機，毛澤東招招手，迎上前，雙手緊握著黃炎培的手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

黃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

毛澤東笑著說：“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講中說中國有一百個中學畢業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失業的倒有多少多少，這一大群聽眾中有一個毛澤東。”

“嗬，原來如此！”黃炎培恍然大悟，連連稱道：“好記性，好記性！”這令黃炎培感動不已。

在延安，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歷史周期率”的窯洞對話。黃炎培相信并寄予“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他尤為稱贊毛澤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事后黃炎培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毛澤東的窯洞里，黃炎培見掛著自己在1943年給沈鈞儒次子沈叔羊作的一幅畫上題寫的《茅臺詩》：“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黃炎培驚喜“中共早已把我當成自己的朋友了”。

經過五天時間的訪問，中共領導人的樸實穩重，紅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讓黃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黃炎培在出版的《延安歸來》一書中寫道：“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中共現時所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的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黃炎培、胡厥文和楊衛玉首次在重慶六廠聯合辦事處（沙坪壩土灣）三人聚會，談到民建發起問題。他們為抗戰的勝利感到由衷的高興，國家避免了淪亡，但是，如何盡快走出困境，恢復國力，這是他們十分關心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在恢復建設中，重工業是首要問題。何民勝著《施復亮全傳》記載：剛從延安訪問回來的黃炎培說：“要發展民族工業，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地位。這是受毛先生的啟發想到的。毛先生對我說，戰后我國要發展工商業，民族資產階級也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我認為，他說得有道理。”于是，他們就成立政團的事議論起來，商定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基礎，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

“我也回到家里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談判。黃炎培隨社會各界到機場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后，異常興奮地去到胡厥文家中，介紹機場歡迎的場景和毛澤東的書面談話。晚上，黃炎培、章乃器、楊衛玉、林繼庸來到胡厥文家中，就毛澤東機場談話展開熱議，更增加了組織民建的緊迫感。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三顧特園訪張瀾。9月2日中午，張瀾以民盟名義在特園宴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沈鈞儒、黃炎培、冷遹、鮮英、張申府、左舜生等做東歡迎招待。毛澤東一進特園，就興沖沖地說：“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席間，黃炎培把酒臨風，與毛澤東重溫了7月赴延安的窯洞對話，格外親切。毛澤東勉勵大家道：“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后，我們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

9月17日，毛澤東在桂園舉行茶會招待產業界人士，會見劉鴻生、潘昌猷、范旭東、吳羹梅、吳蘊初、章乃器、顏耀秋等人，闡明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并強調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資本是得不到發展的；只有在國家獲得獨立、民族、民主和自由時，民族工商業才有發展的前途。

隨后，胡厥文、李燭塵、顏耀秋、吳蘊初、胡西園、吳羹梅等在桂園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中共代表團駐地會見了重慶工商界各團體的負責人。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國內外形勢和中國共產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民族工商業政策、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道路等問題，使在座的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了解。

《中國民主建國會史》（2024年10月版）載：“9月29日上午，毛澤東在桂園會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黃炎培、胡厥文、吳羹梅、孫起孟等。下午，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胡西園、吳羹梅、章乃器、孫起孟、章元善聚會，商定組織名稱為‘民主建國會’。”

10月19日，周恩來應邀參加西南實業協會的“星五聚餐會”，發表演講《當前經濟大勢》。胡子嬰曾在《山城憶舊》一文中回憶其協助中共重慶工委邀請周恩來在“星五聚餐會”作報告的經過。胡子昂躲過特務的跟蹤，扮妝到會場聆聽周恩來的報告，回憶說：那天“會員都來了，座無虛席，非會員也來得不少，站在窗外，戶限為穿”。

“星五聚餐會”是工商界上層人士集會的場所，胡子嬰利用自己擔任重慶合作金庫分庫主任的名義與擔任重慶制藥生產合作社主任的羅叔章一起加入“星五聚餐會”，并說服該會干事會的陳叔敬、吳味經，邀請周恩來到“星五聚餐會”作報告。

演講中，周恩來明確提出了“國家資本、合作資本、私人資本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的倡議，也重申了共產黨“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侵略資本”的態度，要求“關稅應當保護民族工業”“工人和民族工業均受壓迫，應當互讓，共求發展”。

周恩來的演講，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基本原則。這次演講因聽眾多、范圍廣，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對民主建國會的籌組起到了促進作用。

民建登上政治舞臺

中國共產黨對工商界的統一戰線工作縝密地進行。周恩來指示南方局經濟組組長許滌新：“要使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你必須出面同民族資本家打交道，作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

同民族工商業人士打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工商界人士不敢或不愿同許滌新這樣的共產黨人接觸。許滌新多次私下拜訪都因“主人不在家”而吃了“閉門羹”。但許滌新仍堅毅地一次又一次遞進名片，以真誠與執著、謙虛與坦誠的交談，慢慢地取得了許多民族工商業人士的信任，建立了友誼，從而深入重慶工商界，團結了一大批民族工商界人士。許滌新發起組織了中國經濟事業促進會，開展中共在經濟界的統戰工作。

在民建發起人中有近20位中共黨員。施復亮（施存統）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創建中共的早期活動。黃玠然擔任上川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直接影響了章乃器的政治態度，使章乃器逐步傾向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南方局從事工商界統戰工作的羅叔章（1934年加入中共），協助“皮革大王”徐崇林（1928年加入中共）發起組織了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入會企業達1186家。抗戰期間，“機器大王”胡厥文參與發起的遷川工廠聯合會、“味精大王”吳蘊初參與發起的西南實業協會等經濟組織應運而生。周恩來單線聯系的地下統戰工作者陳乃昌（印尼華僑，1927年加入中共），主動登門黃炎培家表示“愿加入民建會”。早期加入中共的王紀華、王卻塵（王紹鏊）、陳鈞（陳之一）、閻寶航、鐘復光、辛德培、袁庶華等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為民建的發起作了大量細致的工作。董問樵1927年在德國加入共產黨，漆淇生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

民建的發起籌備，歷經118天，黃炎培回憶說：“最初發起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每周開會一次或二、三次，最后一次籌備會為十二月十四日，共開會二十四次，其間經過雖為時不久，但亦相當艱苦，參加簽名而已經離渝者已不少，愿參加而未及簽名者亦復不少。”

在百多位民建發起人中，據不完全統計，工商界及金融界60多人、中華職業教育社和教育界（復旦大學、重慶大學及其他學校）30多人；江浙滬籍50多人、川渝籍30多人、徽湘鄂魯粵晉冀豫黔閩遼等籍圴有發起人；新聞媒體有《聯合日報》王紀華、《大公報》王文彬、《自由導報》田海燕（田鐘靈）、彭友今、李學民等；女同志有羅叔章、酆云鶴、胡子嬰、楊美真、董幼嫻、鐘復光、姚維鈞、何萼梅、張群華、鐘守誠等近20位。

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了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炎培、胡厥文、黃墨涵組成主席團。胡厥文致開會詞說：“本會之籌設，其最大目的為促成民主。”黃炎培報告籌備經過：“本會產生于每一個人的要求，一部分產業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這兩部分人覺得為公為私，都應當有這樣一個組織。”并表明“本會有別于一般黨同伐異之政黨，實現選賢與能，天下為公”。

會上，“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致辭說：“要人民有權，才能使政府有能。”“燈泡大王”胡西園說：“為人民謀幸福，社會謀繁榮，然后工業才有出路。”“機械工程師”王之軒說：“今后希望追隨各位積極實踐民主。”“金融家”黃墨涵致閉幕詞，提出了“竭盡國民責任”“要為公勇敢，為私不勇敢”“力行天下為公”等政治觀點。

“共產黨主張民主，立黨為公，不謀私利吸引了我，使我這個本來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的人進入政治舞臺，參與發起民主建國會。”“機器大王”胡厥文后來感慨道。

大會通過了《民主建國會成立宣言》《民主建國會章程》《民主建國會政綱》《民主建國會組織原則》等重要文件，選舉了民主建國會領導機關。民建成立宣言在國際關系、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方面，提出了“世界要和平、國家要民主、經濟要發展、社會要公平、教育要普及和文化要繁榮”五項政治主張，體現了當時民族工商界和知識界對和平統一、民主建國的期望。

成立大會在“民主建國萬歲”“世界和平萬歲”的口號中閉幕，一個新的政黨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

1952年7月，民建總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將“民主建國會”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委員會委員、民建成立舊址陳列館首任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