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國創新型科技公司深度求索推出DeepSeek大語言模型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掀起變革浪潮，再次顯示人工智能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和國際競爭的焦點。不過，對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像人類一樣思維、會否顛覆人的主體性地位等問題仍然引發了廣泛的擔憂，亟待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對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哲學反思。

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又一次偉大確證

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發生了兩次工業革命，深刻影響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等論著中，馬克思都對人類運用機器進行了深入闡述。馬克思認為，機器體系是人類勞動經驗與勞動技能的積累過程中勞動資料演化的結果，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從哲學上說，機器彰顯了人的本質力量，是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體現，同時也是人改造世界的中介。正如馬克思所說：“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升級的前沿技術，人工智能與既往馬克思所討論的機器具有一致性，它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又一次偉大的確證。

首先，人工智能的誕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人類通過不到一個世紀的研究和探索，開發出各種算法、模型和技術，使得計算機系統具備類人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人始終是人工智能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本源，是后者模擬的樣本和前提。雖然當下的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自主學習和決策能力，但是它始終依賴于人為的底層算法和模型設計，它僅僅具備了人的部分屬性，即學習、模仿以及復制的能力。

其次，人工智能的創造是人類的一種合目的性的行為，是人類為了更好、更便捷地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而開發、設計和制造的。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人工智能是人類需要的產物，反過來說，人工智能的根本價值也體現在人的合目的性上。人工智能的發展既可以幫助人類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自然和社會規律，提高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可以幫助人類解決很多實際問題，如社會治理、醫療健康、能源革命等，讓人類生活更加便捷、舒適和安全。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人工智能的發展是繼人類跨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后社會生產力的一次新的發展，是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是人的智慧和力量的結晶。

人工智能對人的主體性提出了挑戰

人工智能為人類文明帶來機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人的主體性提出挑戰。眾所周知，近代哲學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無論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還是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都將主體性確立為人與社會生活價值的規范性源泉。但是，從機器大生產開始，人的主體性地位開始受到沖擊。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預見到，機器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而到了人工智能時代，尤其是具備深度學習、強化學習、對抗學習能力的強人工智能的出現，人機之間的界限首次出現了模糊化的趨勢，甚至提出人工智能會否消解人的主體性地位的疑慮。

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削弱人的主體性。從技術的長遠發展來看，隨著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級，它可能像人類一樣具備認知、推理、思維甚至情感能力，在認知、行為、交互等方面表現出顯著的類人性。這樣一來，就有可能打破人機之間的邊界，使人類的自我定位、自我意識、自我價值發生偏移。當然，目前人工智能的發展還處于模仿人的意識和行為的階段，尚不足以構成直接的威脅。但也必須注意到，即便是在當下，如果人類過度依賴人工智能，也可能產生自主性和創造力的衰退。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帶來未知的社會風險。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既被社會所塑造，又在推動社會進步中實現自身發展。然而，隨著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大大超越人類，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生產生活的自動化、信息化，從而深層次地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

最后，人工智能還將極大地改變社會組織和治理方式。以數據和算法為核心的智能治理模式逐步取代傳統的人工管理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伴隨著技術濫用、隱私泄露等潛在風險。

持續優化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

人工智能是人類生產力飛躍的表現，其價值是無可置疑的。面對技術進步的潮流，保持清醒的意識是必要的，但無須過度憂慮，更不能因噎廢食、故步自封。馬克思曾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人類完全有能力主導技術進步的過程，保證其始終朝著有利于人類普遍利益的方向發展。另外，在馬克思看來，技術的應用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進行深刻的相互作用。因此，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我們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加以引導和調整，促進技術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首先，要捍衛人的主體性這一根本原則，化解人工智能對人的主體性造成的沖擊。要堅持人工智能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發揮好其作為人改造客觀世界的工具的作用。堅持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實現其滿足人的現實生存需要，促進人的自由發展的根本宗旨。堅持科技倫理與道德規范相結合，明確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工具的人工智能之間的邊界，使人工智能進入健康、良性發展軌道。

其次，構建自主可控的創新生態，以協同機制不斷激發新的創造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風險研判和防范，維護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因此，既要不斷拓寬人工智能應用場景，加快科技體制創新，賦能“勞動者素質提升、勞動資料智能化、勞動對象多樣化”這一升維取向，讓所有人能共享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紅利；又要積極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挑戰，加強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社會問題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倫理道德。

最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揮好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優勢。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國以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人工智能研發技術的落腳點，以惠民、利民、富民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根本方向。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價值理念的繼承，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面向未來，要合理駕馭資本、駕馭技術，努力促使人工智能的研發升級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社會倫理相統一，真正使技術的發展服務于人，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作者蘭洋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北京市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一體化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XXSZ2024Z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