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馮玉祥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共產黨人的摯友、民革的創始人之一朱蘊山得知后，積極與方振武、吉鴻昌、馬占山等抗日將領取得聯系，分析當前形勢，竭力鼓勵他們舉義抗日。并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聯系，發動和組織民眾，支援馮玉祥等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1934年7月，朱蘊山與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等在香港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朱蘊山受“革命大同盟”的委派，到天津就任“華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朱蘊山到達天津后，與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劉少奇、楊尚昆、朱瑞、彭真等取得聯系，并同方振武、吉鴻昌、馬占山取得了聯系，親送國民黨左派、民主進步人士余亞農赴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抗日前線。有詩為證：

送亞農赴張家口

1935年

蒼狗浮云蔽太空，

滔滔水障百川東。

十年故國滄桑里，

萬里河山涕淚中。

入世只余豺虎亂，

出門但見鳳麟窮。

眼中人物垂垂老，

與子同乘破浪風。

1935年吉鴻昌再度回到天津后，朱蘊山協助組建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民族戰旗》報，并協助吉鴻昌、南漢宸秘密與楊虎城將軍取得聯系，取得楊虎城的援助，積極籌資購買武器，約集原西北軍中具有反蔣思想的蘇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來天津，由天津地下黨組織集中進行開展秘密武裝斗爭的訓練，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組織人民抗日武裝自衛軍，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后，蔣介石令何應欽密捕朱蘊山、吉鴻昌等人，形勢險惡，他們遂“由北平東交民巷逃至天津，一次朱蘊山、吉鴻昌相約議事時被特務追捕，情急之下，他倆躲進了歌妓曼娜家中，得曼娜掩護，一星期后才躲過了蔣介石特務的追捕”。面對血雨腥風，朱蘊山仍然堅守在天津，同當時在天津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楊尚昆、朱瑞、彭真等保持秘密聯系，堅持抗日。

（本文作者為安徽省社會主義學院民革黨史、朱蘊山生平事跡專題特聘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