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0日，恰在淞滬會戰關鍵一戰大場之役的前夕，由張瀾（字表方）參與創辦并親自題寫刊頭的《抗戰星期刊》在四川成都創刊。該刊現存最后一期為1937年12月第七、八期合刊。辦刊時間雖短，但從現存各期的文章篇名和大量的文化名流作為文章的撰稿人來看，其抗戰思想啟蒙作用是非常大的。

《抗戰星期刊》的發刊詞《我們的話》指出：“本刊別無立場，除了站在全面抗戰的立場以外。不怕我們這一群人過去也會有過不同的意見和主張，就在現在，在某些點上，也未必就毫無參差，然而在抗戰救亡這點上，則是絕對同一的。”這同樣體現張瀾作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弘揚者的高尚品行，展現出洋洋大觀的領袖稟賦和兼容并包的大家風范。

認真拜讀張瀾《是非與認識》這篇短短400多字的文章，既覺是一篇教育檄文，更感是一篇教育范文。文中，張瀾說：“那些甘心去做漢奸的人，他們也未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未必完全都是由于生活窮苦，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不明是非。”可以顯見教育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教育是萬萬不能的。因此，教育必須具有正確的方向，這是作為教育工作者，首先必須持有的正確的立場和不變的根本。

張瀾同時指出：“社會上似乎沒有一定的善惡標準，分不出誰是誰非，真是真非，因之一般人眼里只看著名利和富貴，而不去問是非了。”這里的善惡標準和是非標準就是要“明于大義”，就是要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就是要堅持“價值塑造、能力培養和知識傳授”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理念。

在文章中，張瀾明確提出：“如果你認識了中華民族之抗戰必勝，而且非抗戰不可，那你也就不主張與敵人媾和了。如果你認識做漢奸沒有出路，認識了做漢奸對于國家民族是一種罪惡，認識了敵人之內部的矛盾，你也就不作漢奸了。”在同一期中，四川大學教授鄧胥功在《消滅漢奸的根本辦法唯有教育》中說道：“漢奸何以發生”“非金錢，非權位，一言以蔽之，‘蔽于大義’”“教育民眾，乃是消滅漢奸的治本辦法”。因此，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對于宣揚大義、弘揚正氣、提振信心、振奮民情的責任之重，無可比擬、無可代替。這些思想都是張瀾民族自信、教育自覺、思想自省精神的體現。

（本文作者賈德燦系民盟四川省南充市委會三級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