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特工組織）

2002年，《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出版。這是從庫存未出版過的近3億字文史資料中選編而成的26卷、3445萬多字的大型史料巨制，在叢書正式出版前，我們當時把這項工作稱為“清理庫存史料”工作。

作為一名文史工作者，有幸參與其中，與有榮焉。至今回想起來，一些細節仍然令人難忘。

“精編”之后的“清庫”

講到《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不能不提之前出版的姊妹篇——《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八、 九屆全國政協期間，正趕上文史工作全面發展階段，全國各級政協文史工作者從已經發表的文史資料中取精集粹，出版了7編、20卷、2000多萬字的大型史料叢書《中華文史資料文庫》。這套書是對全國各級政協已征編出版的新中國成立前史料的一次匯集精編，也可以說是對已出版新中國成立前史料的總結回顧，這部叢書的出版預示著文史工作重心將向新中國成立后史料征編為主轉變。

1993年底，我從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調到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開始從事文史資料征編工作。這時，《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剛出版，各省政協紛紛開始本地已出版文史資料的精編出版。浙江省政協同樣也聯合各市縣政協，協作編纂《浙江文史集粹》。剛入政協大門，我一邊學習，一邊參與到為期3年半的叢書編纂工作中。

完成這項工作后，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工作重心的轉變，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文史資料的征編方向也轉向改革開放史料。

本以為新中國成立前史料征編工作到了尾聲，為什么1999年又再一次“清庫”呢？

這源于一次專題匯報。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閉幕后，全國政協領導同志在聽取工作匯報時，得知史料精編的出版工作已完成，但還有2億字的文史資料深藏在資料庫中。于是指示全國要把清理庫存資料作為九屆政協文史工作的重點，集中主要精力，下大力量進行清理、挖掘和搶救。

后來的工作證明，要在4年多的時間內將這么多史料整理出版，是一項宏大的歷史工程，對政協文史工作者們來說，無論在工作效率還是工作強度方面，都經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史料足足兩大旅行箱

1999年上半年，全國政協牽頭組織動員全國各省級政協開展《政協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大協作。

同年7月，我們浙江省的同志一起參加協作會議。讓我至今記憶深刻的是，那年的華北大地正經歷史上第二的42.4℃高溫。這項工作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天氣，也預示著此項工作的艱難。

在這次協作會議上，各省級政協迅速落實了編審任務。考慮到浙江民國時期軍政事件和人物特別多，浙江省政協文史委民國史專家多，征編工作比較有基礎，本來申請承擔“民國軍政人物”專題，但由于庫存中“中統”和“軍統”方面的史料較多，外界了解得不多，編輯難度大，其他省難以承擔任務。最后會上的意見是：“‘三毛一戴’（毛森、毛人鳳、毛萬里、戴笠）都是浙江人，‘國民黨特務組織’專題還是由浙江省來編吧。”于是，浙江省的清庫任務就這樣定下來了，由浙江省政協和杭州市政協、寧波市政協承擔“國民黨特務組織”專題。

我負責與全國政協工作人員對接，領取稿件。我們逐篇清點核對，簽字接收到509篇原稿。這些稿件大多是被俘中統、軍統骨干在功德林監獄里完成的，是非常珍貴的史料檔案，足足裝了兩大旅行箱。

行前的晚上還有個小插曲，我們幾位來自江浙的同志一起在北戴河的海灘上散步，突然間暴雨如注，我們忙躲進碑亭。沒想到不一會兒雨過天晴，天氣無比清涼，連日的暑熱與緊張的心情一掃而空。

復印機和我都累壞了

回杭州后，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和杭州、寧波市政協文史委對任務進行了協商分工。從北戴河背回的稿件共有近500萬字，省政協文史委承擔了“復興社”“軍統”兩部分約280萬字的任務，另外還加上“蔣介石和陳誠集團”以及“各地解放和起義”“地方政情”涉及浙江的部分稿件，合計近350萬字。杭州、寧波市政協文史委承擔了“中統”部分的史料。

按照協作會議要求，全部稿件要先行復印，再選擇、修改、打印，資料原件要還給全國政協文史委。為了完成好這項工作，省政協文史委辦專門申請購買了一臺復印機，由我負責復印全部稿件，根據工作進度安排，要在一個星期內完成。于是，在行政樓5號樓6樓朝北的工作間里，我一個人從早到晚就做復印這一件事，臺盟省委會一位老同志關心我說：“小伙子，不能老是復印，會影響身體。”但時間這么緊，我不敢稍有懈怠。連續1萬多張稿件的復印任務，幾乎讓一臺新復印機報廢。

翻開一張張塵封已久的稿件，會讓人感覺空氣也凝重起來，從發黃霉變的紙張中仿佛能聞到監獄的氣息，抑或是有種血腥味，讓人透不過氣來。加上短時間內接觸了太多霉變粉塵，造成塵螨過敏，讓我實實在在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直到5年后才痊愈。

難以忘記的歷史細節

接下來，我又承擔了100多萬字稿件的初審任務。這些“三親”史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把我帶入到民國歷史的真實場景中：比如，《中華復興社的內幕》復興社元老康澤為主提供資料，劉嘉樹、胡臨聰、李帆群、文強、廖宗澤、曹天戈、邢森洲、陳士章、廖耀湘、岳燭遠、徐遠舉共同回憶，詳細記述了復興社的成立經過、組織人事、主要活動、訓練機構、各地組織活動情況、與“CC系”的斗爭、復興社內部的派系和傾軋，以及三青團成立與復興社的結束，成稿于1961年10月；作者之一的曹天戈還曾是浙江省政協文史專員、政協常委、文史委副主任，1993年去世。

又如，《軍統、保密局、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幕》，由徐遠舉、郭旭、文強、廖宗澤、岳燭遠、章微寒、邢森洲共同整理，從軍統計局前身特務處成立寫起，檔案般系統呈現軍統局內幕、中美合作所、國防部保密局組織情況及其罪惡活動，整個特務組織脈絡、情況之述備矣，也寫于1961年。特別要提到作者之一的章微寒，他既是這篇史料的執筆者，也作為浙江省政協文史專員參加本次“清庫”的復審工作，非常有意義。

這次審稿工作，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找到了衢州林維雁烈士身份的認定依據。之前，聽葉炳南副主任提起，1949年衢州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國防部保密局將14名中共地下黨成員逮捕并殺害，由于資料缺失，無法證明是否由于林維雁供認造成江文煥等黨員的被捕，因此家屬申請追授烈士身份問題一直無法得到解決。

在初審《1949年衢州大血案紀實》時，作者陳達時任衢州綏靖公署二處二課課長和第九編練司令部二處三科科長，作為案件全過程負責審理者，又直接下令殘酷殺害14位烈士，他在記述道，獲衢州師范學校內線消息，林維雁向校長請假兩天。于是在林第二天上午出城下鄉時盯梢，跟蹤林維雁與另一男子（即江文煥）匯合后一同綁走密捕，整個審理、拷打、誘供、刺死、掩埋過程描述非常細致，對欠下的血債深深悔罪，寫于1962年4月，時間比較近，史料可信度高，是非常珍貴的證明材料，從中可以見到林維雁挺過了嚴刑拷打，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本色。

我立即拿著這篇稿件，向葉炳南副主任作了報告，葉主任非常重視，將有關材料提交給黨史部門，確定了林維雁的烈士身份。

字數最多、內容最復雜、難度最大

初審工作完成后，2000年11月我轉到辦公廳秘書處工作，離開了文史工作，很遺憾沒能參加后來的復審、編輯、出版工作，但我一直關注后期的編纂。2001年10月，《文史存稿選編》正式出版，浙江省政協文史委負責的特工組織（上、下卷），共278萬字，這是八屆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完成的字數最多、內容最復雜、難度最大的工作任務，書稿質量得到高度評價。

2016年，我又重新回到浙江省政協文史委工作至今。在我30多年文史工作經歷中，能參與這部承載了4000多人“三親”記錄的巨大歷史記憶工程，讓我引以為傲。

（本文作者為浙江省政協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專職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