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基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情客觀規律的總結，解析中華民族的歷史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民族理論，必須跳出重族別輕共同研究局限，加強民族基礎理論和重大問題研究，廓清影響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錯誤理論思潮，提煉中國自主的標識性學術概念和理論元素，科學總結中華民族歷史演進規律，為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夯實思想根基、提供理論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主線、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明確要求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這是黨中央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的重大命題，是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使命，也是應對百年變局的“穩定器”和激活現代化建設動能的“催化劑”，更是彰顯中華文化自信的“政治宣言書”。當今世界格局風云萬變，我國現代化建設加速推進，以“文化共生、制度建構、策略創新”為理論框架，圍繞深化文化認同、理論研究闡釋、全方位嵌入、共性與個性平衡、依法治理等視角，探討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路徑，十分必要。

增進多元一體中華文化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綿延不絕、傲立群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生文化及其認同。其間各民族南北融合、東西交匯，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內涵，形成了求同存異的強大文化基因。近些年來，我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從國家戰略高度推進文化認同，有形有感有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文化自信進一步增強，社會參與度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中華文化日益成為各族群眾共同走向現代化的精神紐帶。

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優秀文化的集大成，中華文化不能排斥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也不能自外于中華文化。但是，社會上對中華文化還存在一定認識誤區，有人把漢族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當然，中華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來自各民族優秀文化的互鑒融通、兼收并蓄。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

增強中華文化認同，需要深入開展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教育，增強各族干部群眾對我們來自哪里、現處于什么歷史方位、未來向哪里去的自覺認知，認識到各民族不論大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都肩負著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責任。加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干部教育，強調各民族具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和命運，讓中華文化認同扎根在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心中。大力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充分發揮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增進文化認同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還要妥善處理好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尊重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關系，確保在堅持國家統一、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科學保護本民族語言的權利。加強中華民族共有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建設，豐富公共文化設施、城鄉標志性建筑、旅游景點介紹、歷史遺跡陳列等文化內涵，賦予實物實景實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鮮明導向，推動各民族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融入血脈、堅不可破。要樹立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就是尊重和保護中華文化的共識，既保護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風貌，也傳承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確保各民族文化都能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得到尊重和發展。

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研究闡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民族國情，在此基礎之上的理論研究應體現國家政治屬性和歷史特點。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基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情客觀規律的總結，解析中華民族的歷史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民族理論，必須跳出重族別輕共同研究局限，加強民族基礎理論和重大問題研究，廓清影響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錯誤理論思潮，提煉中國自主的標識性學術概念和理論元素，科學總結中華民族歷史演進規律，為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夯實思想根基、提供理論支撐。

高度警惕西方學界研究中的“去中國化”傾向。一些理論宣揚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二元對立，企圖解構肢解中國歷史，質疑中國疆域主權的歷史正當性和當代合法性，其危害不能小覷。研究中華民族，必須以“五個共同”為理論基石，客觀真實體現各族人民在不同區域共同進行著開拓疆域、締造國家、書寫歷史、創造文化、培育精神的偉大實踐。要防止“中原王朝史觀”干擾，避免把中國與中原王朝畫等號、把中原王朝和區域性政權分割為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徹底廓清“新清史學派”“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贊米亞學說”等錯誤史學理論影響。要防止“族”與“政權”捆綁，避免把歷史上少數民族創建的政權說成是胡人政權。要防止把各民族地方政權間彼此攻伐視為國家政權間的對立關系，正確認識歷史上的政治軍事對立，揭示背后緊密不可分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聯系。

構建科學的史料體系、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要通過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跨學科合作，進行多源史料整合，重構歷史解釋框架；要打破線性史觀，摒棄“中心邊緣”模式，建構“交往圈層理論”框架，展示各族人民經濟交往、文化互鑒、血緣融合的實踐歷程，科學回答什么是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和民族觀，彰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鮮明價值取向。這是中華民族演進的歷史邏輯，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政治屬性，也是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現實要求。

推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各族群眾逐步實現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交往增進了解，相近才能相悅，嵌入才能融合。我國歷史上各民族通過貿易、遷徙、通婚甚至戰爭等方式，如漢朝與匈奴的和親、唐朝的開放包容等，不斷擴大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形態發生深刻變化，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3700多萬少數民族群眾離開傳統聚居地，或進入城市，或進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或進入工業和新興行業領域。同時，大量內地漢族群眾流向邊疆民族地區。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共居、共學、共事、共樂成為常態，歷史上形成的獨居一隅、落后閉塞的生產生活格局正逐步被打破，民族關系已經發展成為更大范圍的社會關系。

但也要看到，面對日益增強的開放性、市場化社會環境和各民族群眾訴求，我們的思想觀念、組織體系、社會環境還不能完全適應。部分邊疆少數民族群眾到內地生活、工作、學習有時還會遇到一些障礙。一些城鎮服務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政策措施還不健全，不能適應大流動大融居的形勢需要；還有部分群眾因語言、風俗習慣等原因，融入當地城市生產生活還比較困難。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礙。

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必須大力促進文化交流融合，通過舉辦各民族共同參與的文化節慶、藝術展覽、體育賽事等活動，增進相互了解認同；要積極提供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有序推進民族地區和中東部地區各族群眾跨區域流動；制定互嵌式社會結構評價標準，完善各民族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制度保障；逐步淡化民族身份意識，避免以工作需要和提供服務名義刻意區分放大民族身份、貼少數民族標簽，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和深度交往交流交融。

夯實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增強民族團結的核心問題，就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最艱巨任務在邊疆民族地區。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必須抓住各族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推動經濟均衡、協調、高質量發展，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厚植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物質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民族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3121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420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各族人民實現了全面小康千年夙愿。但由于受歷史基礎、地理條件、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多重因素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總量、民生福祉、公共服務等領域與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還存在不小差距，如城鄉發展不夠平衡、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創新能力比較弱等等。民族地區既面臨著補短板和實現現代化的“雙重壓力”，又面臨著加快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重任務”。過去，我們利用社會主義舉國體制優勢，消除了絕對貧困，但是解決相對貧困、共同實現現代化，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一個民族都不能少。要對民族地區發展作出戰略頂層設計，使其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各地區在經濟上融為一體，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嚴格落實主體功能區政策，探索實行差異化稅收政策。更大力度辦好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區教育，提升人口、人力和人才素質。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可及性，多辦順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實事，不斷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族地區應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讓造血、輸血同步推進，外部壓力、內生動力雙核發力，認識到實現現代化既要靠“福氣”，也要下“力氣”。

把握好共同性與差異性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改進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一、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的有機結合”。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統一戰線工作一致性和多樣性相統一的具體體現，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增進共同性，就是要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強化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對不同民族的飲食服飾、風俗習慣、文化藝術、建筑風格等方面的理解、保護和傳承。共同性是主導，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強調共同性忽視差異性，或者強化差異性無視共同性，都不可能做好民族團結工作，必須在尊重和包容差異性中尋求共同性，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防止將增進共同性與尊重和包容差異性對立起來。

把握好共同性與差異性關系，應注意“四個防止”：一是防止非此即彼思維，以增進共同性排斥差異性，或者以尊重和包容差異性弱化共同性。二是防止立法修法滯后，政策措施取代法律法規，“行政在前，修法在后”，損害政府公信力。三是防止將強化差異等同尊重和包容差異，損減共同性。四是防止敵對勢力借此從事民族分裂活動，刻意歪曲共同性，認為搞共同性就是搞同化、漢化，試圖通過放大差異性等手段干擾破壞中華民族大團結。

有效地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需要公共政策鼓勵引導，也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加強民族對外宣傳，展示我國民族工作成就，為處理好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關系創造有利環境。要把文化多樣性作為中華民族寶貴財富，幫助各民族更好地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維護共同經濟利益，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消除因經濟發展不均衡帶來的隱患。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是長期任務，既不能持消極論、無所作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亂作為。要有真心恒心，往實里、深里、心里做，防止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拿捏好“分寸”、把握好策略，遵循民族工作順民心、爭人心統一戰線規律。

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法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不斷提高民族事務治理能力和水平”。法律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基石，它為組織和個人提供行為規范，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的工具，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保障。加強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法治建設，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于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更高水平推動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提高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戰略性、系統性、科學性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法治建設，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推進涉民族工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工作。要推進“嵌入式立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到相關法律法規之中。要加快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立法，將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轉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規，依法確立各民族公民平等享有經濟發展權、文化傳承權和參政議政權等；明確提出“破壞民族團結罪”構成要件；發揮國家公職人員、宗教人士、教育和文化藝術工作者示范標桿作用，提出維護民族團結進步的特殊責任。

各項立法都應當注意做好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配套銜接，審慎處理好與現有法律、法規、規章等的從屬和避讓關系；堅持新法優于舊法原則，及時廢止或修改完善相關條款；建立監督保障機制，加強法律實施評估；建立民族政策效果追蹤數據庫，發布民族地區發展數據，如就業率、教育水平等；廣泛聽取各民族干部群眾和法律專業人士的意見，特別是少數民族干部群眾意見。要始終關注國際輿論，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防止將我國民族問題國際化；要提前構建國際話語解釋體系，做好對外宣傳工作。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民委原專職委員 孫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