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書《怎一個佛字了得——漫說王維》出版，許多朋友驚詫莫名：你一個長期從事農業經濟的，怎么寫出這樣的“附庸風雅”之作？

其實，這是一個“抄書·讀書·寫書”的陳年故事。

1978年參加高考，我進入大學中文專業學習。

晚上宿舍熄燈后，同學們的黑燈臥談，最是海闊天空。許多人都暢談夢想：要當科學家、文學家、作家、教師、工程師等。

我是聽不了幾個夢想，就自己先進入夢鄉了。

當時真實的想法是，考大學能當“城里人”，能吃白面饅頭。至于什么家、什么師，離我太遙遠。

當時學習到唐詩時，老師重點講李白的浪漫主義，杜甫的現實主義，其他詩人都是一帶而過。

課余時間，我去圖書館借了《全唐詩》翻閱。才知道唐詩的海洋有多寬廣、有多深邃，才看到唐代詩人的星空有多浩瀚、多璀璨。

在璀璨的夜空中不知哪根筋跳動，忽然我就喜歡上王維這顆星，覺得他的詩，和我在鄉村的所見所聞切近，特別入耳入腦，合我口味。

看得多了，覺得他的詩關注的不是一己之悲歡，而是生與死、陰與陽、虛與空、官與隱、人類與自然等形而上的大問題，其認知高度和藝術境界超乎常人。

我騎著自行車跑遍新華書店，也沒有買到王維的詩歌全集。回學校的路上，我開始發愿：從《全唐詩》中，把王維的詩，一首一首抄出來。

我找親戚從印刷廠弄來印書裁割下來的廢紙邊，自己再裁成十六開大小的紙，拿媽媽納鞋底的線繩，綴成像書一樣的本子。白紙上沒有格子，抄書怕歪斜，我又用尺子在一張稍微硬一點的紙張上，畫出稿紙模樣，襯在白紙下面，映出格子，這樣抄寫的字，就行直字勻。寫完一張，再把格子模板，移到下一張紙下面，如此往復。

我借來《全唐詩》中有王維詩歌的一百二十五卷、一百二十六卷，開始作業。宿舍、教室、閱覽室，只要有空，我就抄一陣子。

為了將來批注、補充資料方便，我抄寫的時候，每一頁周邊都留出很大空白。

已經不記得抄了多長時間，我抄完了《全唐詩》里收錄王維所有的詩，共計386首。

接著，我又抄寫《新唐書》《舊唐書》中王維的傳記。《唐才子傳》中，王維的傳記，我也順手抄了。趙殿成的《右丞年譜》，我也抄寫了。順帶也把王維的文章全部抄了，附在本子后面。我又開始翻閱各種唐詩注釋版本，把王維詩的特殊字詞，不同差異或者爭議，都抄寫在那首詩的旁邊。

我還閱讀各類詩話、詞話、談藝錄、音樂繪畫書籍，摘抄關于王維的詩歌、繪畫、音樂的分析評論觀點。整篇文章，抄寫后單獨附在手抄本后面；只言片語，就摘寫成紙條，貼在具體那首詩的旁邊。這本手抄的書，旁批、眉批、加注、紙條，林林總總，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

1980年一年的時間，除了學習課程表上的功課，完成考試外，我幾乎把所有自學時間，都用來抄寫關于王維的這本書。原來綴好的本子已經抄寫滿了。我又裝訂一本同樣的書本，繼續搜羅有關王維有價值的研究資料，抄錄、摘編、粘貼。

那時我的夢想也由“吃白面饅頭”轉變為“寫一本王維研究的書”。

大學畢業后，不論我的工作崗位如何變換，這本滲透著心血、寄托著夢想的手抄本，是我隨身攜帶的寶貝。夜深人靜時，我會拿出它，細細閱讀。別人看見我總在夜里看手抄本書，從我手里搶過去，又看不明白這是什么東西。就說，這個學生娃真怪！

隨著年事漸長、閱歷增加，我讀王維的方式思路開始變化，總是把他放在歷史的長河里、放在唐詩的大海里、放在世事的滄桑里、放在人生的悲歡里，去讀，去品，去悟，總想透過詩情畫意，了解王維獨特的人生軌跡，走進入王維真實的內心世界。

在抄錄、學習、積累的基礎上，我開始寫作讀書筆記，把東找西湊的資料，歸類、串聯、比較、引申，寫下自己的隨感。

當然，看到新奇的資料，我還會抄寫紙條貼或者夾在書里。

比如，熟知梵文的陳寅恪教授在清華國學院給研究生講佛學典籍校勘，曾說，唐人譯佛經采取音譯，出了很多錯誤。他舉例說，唐代詩人王維，字摩詰，在梵文中“維”是降伏的意思，“摩詰”則是指惡魔。如此說來，王維就是名降伏，字惡魔了。我覺得聞所未聞，就摘錄補充在手抄本里。

2012年，單位的年輕人舉辦“五四”讀書分享會，地點特意選在北京國子監。我小心翼翼地帶了這本書，與同事們分享我的讀書生活。這本手抄書，才第一次公示于人。單位的年輕人，看到它，一是笑話我的行狀“如抱著十世單傳的嬰兒”，二是大發感慨：“沒有百度的日子，多苦啊！”

2016年母校建校100周年，有人建議我把這本書捐給學校，我思考再三，還是沒有舍得。

捧著墨香四溢的“新書”，我又找出我的“手抄書”，久久地凝視，許多當年批注的蠅頭小字，如今眼睛花得看不清了，只是當年抄書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雖然發黃發脆猶如美人遲暮，但幽香沉沉，滋味綿長。

（作者楊建平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