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22日發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3.3%大幅下調至2.8%，主因是美國單邊加征關稅引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對此，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賈慶國告訴本報記者：“當下，關稅戰給美國對華和對外經貿關系帶來的沖擊很大，如果持續下去，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進入衰退的概率陡然上升。不過，基于中美雙方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深度融合以及各自的經濟利益考量，通過談判走出關稅僵局具有較高的現實可能性，雙方均有動力走出目前經貿摩擦的僵局。”

一方面，美國政府以“極限施壓”的方式推行關稅政策，另一方面，又頻繁釋放“合作信號”，如何解釋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呢？

賈慶國認為，有如下幾個思考維度：一是美方將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試圖通過制造心理優勢獲取對華經貿談判的主動權，迫使中國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關鍵議題上作出讓步，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美方推行“美國優先”的對外經貿政策，既試圖通過提高關稅增加財政收入，緩解長期存在的財政赤字壓力；又通過設置高關稅壁壘改變企業投資的機會成本，迫使跨國企業流向美國本土，推動制造業振興，這種全局性戰略布局折射出其試圖重構全球貿易秩序的深層訴求。三是地緣政治考量與政策彈性。美方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持有清醒認知，意識到在俄烏沖突、朝鮮半島核問題、中東問題等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合作不可或缺。這種現實需求促使其在對華政策中保留戰略回旋空間，既避免在敏感議題上過度激化矛盾，又通過釋放“重啟對話”信號維持關系緩和表象，以平衡國內政治壓力與國際合作需求。四是實用主義外交導向下的關系定位。現任美國政府奉行利益優先的外交理念，視國際交往為“交易”，更注重通過談判獲取實際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對抗。這種思維模式使得其政府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傾向于將分歧視為可談判、可妥協的籌碼，而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在涉華敏感問題上保持相對克制，為后續談判預留操作空間。

賈慶國表示，美國對華關稅政策源于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試圖通過經濟手段縮小美國與中國在制造業日益擴大的差距，以維持自身霸權地位。中美雙方能否打破僵局主要取決于關稅戰對美國經濟各領域的影響，包括但不限于產業競爭力、企業利潤、就業市場及消費者信心等方面，和其對美國經濟沖擊的廣度與深度；還有中美雙方談判的誠意、目標訴求、策略運用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能否在關鍵議題上達成共識，推動雙邊經貿關系重回正軌。

賈慶國認為，中美雙邊貿易規模龐大、結構互補，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舉措，客觀上存在引發貿易鏈斷裂的風險，這種“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將對兩國經濟造成沖擊，并產生外溢效應，數據顯示，全球貿易活動已顯著收縮。

賈慶國提出，越是面臨困難時期，越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的市場足夠大，有足夠的吸引力，對于外資和外國企業來講，有生意可做自然會來，來了就不容易走。任何一個市場，如果不開放的話會越做越小，反之，我們的事業就會做得越來越大。”此外，高水平對外開放還能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轉型升級。

“我國制造業產值已是美國、德國、日本、印度四國的總和，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DeepSeek、高端芯片制造和6G技術已實現突破，這些都在推動中國對外貿易不斷提質升級。”賈慶國強調，中國經濟應繼續推進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發展，推動供應鏈和價值鏈向上攀升，以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應對外部環境變化。

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兩個大國、強國，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中美兩國有著維護國際秩序的重要責任，還有著應對全球治理的共同挑戰，兩國在很多方面的利益是相互關聯、相互重疊的，從長遠的角度看，中美關系還是需要穩定和發展，未來兩國應共同努力，修復、穩定和發展兩國關系。”賈慶國表示，面對美國政府對中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各種壓力，中國不僅要用“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還要用“人類智慧”“人類方案”來應對，要做到知己知彼，采取“以柔克剛”“以理服人”“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方能處理好中美關系。“中美博弈需保持‘斗爭與合作的動態平衡’：短期需通過反制維護核心利益，但長期仍需推動對話降低系統性風險；同時爭取國際社會共同抵制單邊主義，防止世界經濟陷入‘新大蕭條’。”賈慶國最后呼吁。

（本報記者 陳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