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激化：蔣介石黯然下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依托長江構筑所謂“第二防線”，竭力阻擋解放大軍南下。

關鍵時刻，中共地下黨加緊接觸一位重要人物——國民黨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張軫，他的抉擇悄然影響了局勢的走向。

起義的歷史背景

張軫在北伐時期轉戰南北，參加過臺兒莊會戰，后在國民黨內部歷經多次傾軋，對國民政府腐敗專制早已失去信心。

張軫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受到過共產黨的影響。早在大革命時期，他與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私交甚篤，而且他最欣賞的兩位部下——周保中、程烈，都是共產黨員。抗戰初期，張軫在豫北師管區司令官任內，曾聘請八路軍駐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代表朱瑞和唐天際，對其部隊進行游擊戰術訓練，講解群眾工作。

張軫還與當時在河南省確山縣竹溝工作的劉少奇同志有過頻繁的聯系，并通過王闌西、劉貫一等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為新四軍提供經費和部分槍支。

1939年，張軫到重慶任職，在地下黨員李世璋的安排下，他先后與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等共產黨高層領導人見面，從而對共產黨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評價。

我黨對張軫的爭取

張軫的處境及動向，引起了晉冀魯豫中央局城工部開封工委的密切注意。

從1947年冬開始，他們通過開封地下黨結識了張軫的大女婿張尹人（中共地下黨員），并建立了工作關系，對張軫進行勸導。同時，1948年7月中旬，經張尹人夫婦幫助，分別與張軫手下的政工處長、旅長們個別接觸，向他們分析戰爭形勢，宣傳我黨政策，為爭取張軫起義作準備。同時，還通過張世佛認識了張軫的第三夫人徐開敏，委托她勸說鼓動張軫棄暗投明，為人民立功。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引退”。于是，張軫認為迫蔣下臺和促李宗仁上臺的目的已經達到，而對起義之舉冷淡下來。就在張軫的態度出現搖擺波動之際，中共方面及時加強了對他的爭取工作。

李世璋向張軫轉達中共中央的回復說：可與中共中原局和中原解放軍直接聯系。這是張軫首次得到的來自中共中央的信息，內心非常重視。他馬上吩咐張尹人，約中共代表速來信陽。

城工部開封工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方敬之到張軫的公館里進行會談，張軫表示：“我是要起義的，對起義萬死不辭。”接著他提出了起義的條件，方敬之對張軫提出條件未置可否，只是耐心地給他講解我黨的政策，指出方向，希望他認清形勢，早作抉擇。

同時，周恩來同志通過民主黨派人士周士觀同河南省政府秘書長羅震的關系，催促張軫起義。羅震轉告張軫：“經理說，先行動，其他條件好商量。”周恩來是張軫素所敬佩的人，他的話對張軫有相當的說服力。

1949年2月，中共地下黨積極做張軫親屬和親信將領的工作，強調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起義。張軫和徐開敏每天晚上都收聽共產黨的廣播，中共中央公布戰犯名單后，他對徐開敏說：“共產黨對我還是友好的，我也殺過共產黨，可并未把我列入戰犯。”徐開敏乘機對他說：“這是爭取你，信任你，你應該趕快行動。”

同時，張軫閱讀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書籍時，寫下了“這一點合乎中山先生的意見”“這是中山先生的主張”等許多眉批，表明他在思想上對毛澤東的理論產生了共鳴。手下的幾位親信旅長也都明確表態，決心隨司令官起義。

白崇禧設下鴻門宴

1949年5月中旬，白崇禧忽然在武昌小東門的“剿總”司令部“請”張軫前來“共商大計”，并故意出示“國防部絕密電報”，欲以“圖謀不軌”的罪名加以要挾或扣留。張軫卻老練地借口“去辦事處打電話”，趁機逃離武昌。

短短數小時后，白崇禧派憲兵與部隊查堵，意圖先行圍殲“十九兵團”，自己則加緊實施向南撤退的計劃。

張軫僥幸脫身后，飛車直抵金口，與辛少亭、鮑汝澧、張玉龍等人決定：不再猶豫，立刻發起起義。此前與解放軍江漢軍區約定的起義暗號“55555”隨即在電臺中傳遍各師營；士兵紛紛扯下國民黨帽徽，左臂扎上白布，敲響起義之鼓。

緊跟著，鮑汝澧師、張繼烈師、涂建堂師等部在賀勝橋、馬鞍山、曾家店一帶與白崇禧麾下的桂系精銳第七軍、第四十八軍短兵相接。激戰一晝夜后，白崇禧為避免“全軍被圍”，不得不倉皇棄武昌南撤。

5月15日，張軫向全國發出起義通電，并上報中共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獲悉后欣然稱贊，認為此舉對當時尚在觀望的其他國民黨高級將領有重要示范作用。

（摘自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湖北省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編輯《湖北經典原創統戰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