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經濟重塑勞動關系的當下，勞動者權利保護面臨新挑戰。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原主任呂國泉長期深耕勞動關系研究，在2024年提交“離線休息權入法”提案后，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再次聚焦工時制度改革、新就業形態權益保障等議題。近日，人民政協報記者專訪呂國泉委員，圍繞勞動者權利保護的熱點問題展開深入對話。

呂國泉委員（左）在中國一汽調研

破局“隱形加班”：保障勞動者離線休息權

記者：您在2024年提交的“離線休息權入法”提案引發廣泛關注，能講講這背后的故事嗎？目前進展如何？

呂國泉：離線休息權指勞動者在法定或約定工作時間之外，拒絕通過數字工具進行工作聯絡或處理工作事宜的權利。2024年全國兩會前，我與工人日報記者交流，對“離線休息權”這一話題產生共鳴，在調研基礎上提交了《關于保障勞動者離線休息權的提案》，認為這是數字時代勞動形態變化中維護勞動者休息權、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要舉措，建議在勞動法立法層面引入離線休息權，對線上加班和工時補償作出明確界定，加大監管力度，引導用人單位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勞動者身心健康。

提案內容經報道后，很快上了熱搜，反響之熱烈始料未及。幾十家媒體爭相采訪報道，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單位領導和同事、多年不見同學、老家打工親戚、素不相識網友紛紛發來微信短信或通過留言等方式表達關注和支持，手機幾乎被打爆，一些朋友戲稱為“被網紅”。連全國政協將此提案立案也成了網友關注的熱點，3天內達到了上千萬人次閱讀量。有好幾個記者告訴我，很少見到一個話題引發反應如此廣泛集中，而且幾乎是一邊倒點贊且無差評。這對于有6年政協委員經歷的我來說，確實是大出所料。

大家之所以關注這一話題，正如媒體報道的，勞動者“離線休息權”提案首次進入“兩會時間”，擊中了許多勞動者的痛點、社會的熱點和網絡時代的難點。網絡時代數字信息技術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方式，但也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讓隱形加班日益常態化，“時刻在線”讓勞動者為“群”所困，身心健康受到影響。

職場人苦離線休息權沒有保障久矣，幾成“社會公害”和隱秘角落。我本身工作崗位決定了作為離線休息權“受害人”，往往又是他人離線休息權“加害人”，這種雙重身份使我有著更深的體驗，有資格也有義務反映出來。有的網友評為“良心”提案，認為接地氣，有共鳴。雖屬溢美之詞，但也說明了對這一問題關切程度之深。

實際上，國家有關部門對這一問題一直高度關注。2023年5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結一起勞動爭議案件中，認定勞動者長期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以外通過微信等工作屬于加班。這一案例已入選全國法院參考案例庫。2024年1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將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實質性勞動認定為加班。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把“付出實質性勞動”和“明顯占用時間”作為線上“隱形加班”認定標準。我的提案承辦方給予了積極回應。工人日報開設了“8小時之外，我能離線嗎？”專欄持續關注。

2024年8月，澳大利亞通過一項賦予公司員工“斷聯權”法律，讓他們有權在工作時間外不用處理工作信息，給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他山之石。當然，保障離線休息權是一個逐步過程，現階段還面臨一些難題，但只要有關各方達成共識，就一定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一些職工朋友、媒體記者也一直在跟蹤了解這一提案的反饋、落實情況，目前相關部門正就立法路徑展開調研。

這件提案從提出到落實的過程令我十分感慨，我只是做了一個總工會界別政協委員、一個工會工作者分內之事，履行了本職工作，卻得到大量的關注與支持。這更加堅定了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的要求履行好委員職責的信心和決心。

記者：您認為如何平衡勞動者休息權與企業管理需求？

呂國泉：關鍵在于“邊界清晰化”。一方面，需通過立法明確離線休息權的法律屬性，例如法國《勞動法典》將“離線權”寫入法律，要求企業確定員工可斷開工作聯絡的具體時段。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優化管理流程，如美的、海爾等企業推行“18點強制下班”制度，大疆實行“21點熄燈”政策，通過技術手段減少非必要工作干擾。

目前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已形成“工作實質性”認定標準。這種“立法﹢司法”的雙軌制，既借鑒了國際經驗，又結合了中國國情。

破局休假難：從彈性工時到“休假儲蓄”

記者：您在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出“明確雙休制為基準，周均工時不超過44小時”的建議，背后有何考量？

呂國泉：雙休制實施近30年，但服務業、互聯網、制造業仍普遍存在單休或“大小周”現象。根據全國總工會調研，約57%的職工未享受到足額帶薪年假，部分行業周均工時超50小時。這不僅損害勞動者健康，也抑制消費潛能釋放。

我們建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將雙休制確立為法定基準，允許特殊行業申請彈性工時，但周均工時不得突破44小時。同時，統一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的工時標準，解決“體制內外”執行差異。例如，山西省總工會推動煤礦企業將井下作業工時從“三班倒”調整為“四班三運轉”，既保障休息權，又提升生產安全。

記者：如何破解帶薪休假執行難問題？

呂國泉：雙休制自1995年實施以來，已從“奢侈品”變為“必需品”。“制度剛性”與“執行彈性”的矛盾，亟待通過立法和技術手段解決。

首先，建立全國勞動權益區塊鏈平臺，實時監控企業休假執行情況，對違規企業實施信用懲戒。其次，探索“休假儲蓄”模式，允許職工將未休假天數轉換為彈性假期或消費券，既緩解企業用工壓力，又激活消費市場。例如，河南省推行“錯峰休假指南”，引導職工分段休假，2024年全省旅游消費同比增長18%。

破局“算法牢籠”：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記者：平臺經濟下，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群體面臨“算法管理”“超時罰款”等問題，工會如何破局？

呂國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需“三管齊下”。一是推動平臺企業建會，目前全國已建平臺企業工會2.1萬家，覆蓋勞動者超800萬人。二是規范算法規則，如江蘇省總工會與外賣平臺協商設定“連續接單4小時強制休息”機制，降低疲勞作業風險。三是開展集體協商，2024年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簽訂集體合同1.2萬份，覆蓋勞動報酬、休息時間等核心權益。

記者：您曾提到“國際勞工組織肯定中國經驗”，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呂國泉：中國在新業態權益保障上的創新得到國際認可。例如，針對網約車司機的“平臺﹢工會”協商機制、外賣騎手的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以及“工會驛站”提供的休息、醫療等服務，形成了可復制的“中國方案”。國際勞工組織報告指出，中國通過立法、協商、服務“三位一體”模式，有效平衡了平臺發展與勞動者權益。

我國在司法實踐方面也有許多亮點。如最高法發布的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指導性案例明確，即使平臺企業與勞動者簽訂承攬協議，只要存在“支配性勞動管理”，仍應認定勞動關系。例如，某外賣騎手雖與平臺簽訂合作協議，但因接受考勤管理和工資發放，最終被認定為勞動關系。

工會服務：從“被動響應”到“主動干預”

記者：全國總工會提出的“數智化建設工程”如何提升維權效能？

呂國泉：全國總工會建設運行的“職工之家”App，整合法律咨詢、就業服務、技能培訓等功能。例如，安徽省總工會通過該平臺實現2706項服務“指尖辦”，覆蓋職工800萬人次；南京市工人文化宮打造“寧工享”平臺，實時監控場館人流，優化服務資源配置，2024年運營收入增長15%。

在勞動爭議處理方面，“法院﹢工會”多元解紛機制成效顯著。2024年，山東省法院通過該機制調解勞動爭議案件3.6萬件，訴前化解率達51.08%。未來，工會將探索推廣“勞動權益區塊鏈”，實現爭議在線調解、仲裁、訴訟全流程數字化。

在技術創新與服務升級方面，如恩施州總工會引入AI技術，通過“DeepSeek”平臺實現智能文檔處理和數據分析自動化；日照市總工會打造“齊魯工惠”App，提供在線法律咨詢和技能培訓，覆蓋職工800萬人次。這些創新使工會服務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干預”。

未來可期：構建勞動者權利保護的“四梁八柱”

記者：您對勞動者權利保護的未來有何期待？

呂國泉：需構建“制度、組織、服務、文化”四位一體的保障體系。制度層面，推動勞動法修訂，將離線休息權、彈性工時等納入法律框架；組織層面，擴大工會覆蓋面，特別是新就業形態和小微企業；服務層面，深化數智化建設，實現維權服務“一網通辦”；文化層面，弘揚尊重勞動、崇尚休息的社會風尚，破除“加班文化”“過勞美學”。

記者：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沖擊？

呂國泉：技術變革既帶來挑戰，也催生新機遇。我們建議制定“AI﹢就業”政策，一方面通過技能培訓幫助勞動者轉型，如河南省計劃3年開展人工智能培訓15萬人次；另一方面，建立失業預警機制，對受沖擊群體提供再就業支持。同時，推動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強化法律剛性約束。

■ 記者手記

從“離線休息權”到“雙休基準化”，從新就業形態權益保障到數智化服務創新，呂國泉委員的提案與實踐始終緊扣勞動者權利保護的時代命題。正如他所言：“勞動者權益保護永遠在路上，我們既要解決‘996’‘隱形加班’等顯性問題，也要防范算法歧視、年齡門檻等隱性風險，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體面勞動、舒心工作、全面發展。”這不僅是全國總工會的使命，更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記者 高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