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民營經濟，為什么需要制定一部專門的促進法？

制定專門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必然選擇，其核心價值在于通過法治化手段破解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制度性障礙，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國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GDP、80%的城鎮就業和90%的經營主體，卻長期面臨“準入難、融資難、創新難、維權難、轉型難”的五大難題。為了攻克這五大難題，民營經濟促進法構建了六大制度體系。通過整合現有政策、回應企業關切、強化制度剛性，為民營經濟營造了穩定、公平、透明的發展環境。

從長三角“創新雨林”到珠三角“智造矩陣”，從成渝“數字新極”到中部“產業鏈高地”，地方經濟的突圍與躍遷，無一不印證一個鐵律：民營經濟強，則區域競爭力強。

例如，浙江省通過“三個70%”要素保障機制（70%產業基金、用地、能耗支持民企），推動杭溫高鐵等重大項目民營資本占比達51%，印證了法律實施后民間投資活力的釋放；2025年1—2月，全國制造業民間投資同比增長10.2%，基礎設施民間投資增長8.0%，顯示法律對市場信心的提振作用。正如實踐所示，法治化改革不僅能提振企業信心，更能激發創新活力，推動民營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新突破。未來，在法律的實施監督下，“紙上之法”將轉化為“企業之利”，民營經濟也將真正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此次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有何重大意義？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標志著中國經濟治理從“政策驅動”向“法治引領”的根本性轉變，其重大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

一、 制度創新：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法律首次將“兩個毫不動搖”寫入總則，明確民營經濟“主力軍”地位，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為各類經營主體劃定平等起跑線，清理廢除歧視性政策，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推動民營資本深度參與國家戰略。杭紹臺鐵路作為全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通過“社會資本投資﹢工程總承包”模式實現年客流量突破500萬人次，驗證了市場準入放寬的實踐成效。

二、 要素賦能：破解民營經濟發展瓶頸。針對融資難問題，法律要求金融機構合理設置不良貸款容忍度，中國銀行承諾民企貸款增速高于整體5個百分點，配套500億元科創母基金支持人工智能等領域。

三、 長效保障：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法律將“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確立為長期國策，配套建立政企溝通、賬款支付保障等機制。例如，中國信保2023年支持民企出口5072億美元，覆蓋88.4%的出口企業，為晶科能源等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綠色項目提供風險保障。

民營經濟促進法通過制度供給、要素改革和權益保障，為民營經濟注入“強心針”，既是對改革開放40年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制度升華，也是應對百年變局的戰略部署。其意義不僅在于解決短期痛點，更在于構建“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長效機制，推動民營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民營經濟促進法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民營經濟促進法作為我國首部專門針對民營經濟的基礎性法律，其亮點體現在系統性制度創新與精準回應企業關切的結合，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法治化框架。以下從五大維度解析其核心突破：

一、 法治化確立地位，破除制度性障礙。首次明確戰略定位：將“兩個毫不動搖”寫入總則，確立民營經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生力軍”的法律地位。

全國統一市場準入：建立負面清單制度，禁止招投標、政府采購中的所有制歧視。浙江2023年清理5.4萬件存量政策文件，廢止1035件歧視性條款，為民營企業參與核電、鐵路等領域掃清障礙。

二、 系統性破解痛點，構建全鏈條支持。公平競爭制度：強化反壟斷執法，禁止行政壟斷。德國《反限制競爭法》通過“中介勢力”概念規制平臺數據濫用，中國法律則明確“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原則，保障民企在招投標中的公平地位。

融資創新機制：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應收賬款質押等產品，建立差異化監管政策。天津2025年民營企業服務月提供2536個崗位，配套“免申即享”金融服務，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科技創新賦能：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寧夏2025年推出50億元產業基金，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推動民營經濟總量占GDP比重突破50%。

三、 剛性約束權益保護，規范執法行為。禁止行政干預經濟糾紛：明確“不得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違法干預經濟糾紛”，規范查封、扣押等強制措施。浙江推行“政府無欠款”品牌，2024年為企業減負超3000億元，同時依法打擊抹黑民企行為，營造“親清”政商關系。

賬款支付保障：禁止大型企業以“背靠背”條款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建立審計監督機制。例如，某科技公司通過法律途徑追回被拖欠的3000萬元貨款，成為法律實施后的典型案例。

四、 國際經驗本土化，強化制度剛性。對標德國與美國模式：借鑒德國《反限制競爭法》規制數據壟斷，同時避免美國《謝爾曼法》過度干預市場的弊端，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

五、 服務保障與規范引導并重。政企溝通機制：要求政府建立暢通的政企溝通渠道，及時回應企業訴求。例如，北京金融街等基層立法聯系點通過線上線下方式征集民企意見，推動法律條款更貼近實際需求。

合規治理要求：鼓勵民營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加強廉潔風險防控。某大型民企通過建立內部審計制度，2024年減少違規經營損失超2000萬元。

民營經濟促進法通過法治化手段將政策紅利轉化為制度剛性，其亮點不僅在于填補法律空白，更在于構建了“準入公平、融資便利、創新支持、權益保障、服務高效”的全周期發展環境。正如浙江省的實踐所示，這部法律將推動民營經濟從“政策依賴”轉向“法治引領”，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此次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對經濟發展有哪些積極影響？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為中國經濟注入多維動能，其影響深度滲透到市場結構、產業升級、區域協同等關鍵領域，推動經濟發展向更高質量躍遷。民營企業在我國主要科技創新群體中占據重要地位。據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數據，2025年2月，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在92%以上。另據全國工商聯和長城戰略咨詢于2023年12月聯合開展的民營企業科技創新相關研究顯示，中國獨角獸企業中民營企業數量占比達92.72%。2018年到2023年，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已累計培育五批，實際培育認定1.2萬余家，其中民營企業數量占比達到83%。民營企業是新領域、新賽道的開拓者。

民間投資活力顯著釋放，推動民企深度參與國家戰略。2025年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1%，其中民間項目投資（扣除房地產）增長6.0%，對制造業投資貢獻率達58%。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增速達18.0%，拉動全部投資增長2.6個百分點，顯示民營企業正加速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2025年一季度，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9.7%，其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投資增速達31.6%，民企貢獻超70%的技術創新成果。

民營經濟促進法推動民營資本向中西部流動，形成“東部創新﹢中部制造﹢西部能源”的協同格局。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法治保障。2025年一季度，民營企業出口占比達58.4%，其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27.1%，跨境電商進出口額突破2666億元。據科技部數據，2024年民營企業研發投入占全國企業的76%，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將進一步釋放這一潛力，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

民營經濟促進法實施需要應對哪些現實挑戰？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雖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但在實踐中仍需直面多重結構性矛盾與現實挑戰：

一、 地方隱性壁壘依然存在。法律要求破除市場準入壁壘，但地方隱性壁壘依然存在。部分地區對民營企業仍存在“玻璃門”“彈簧門”，變相排斥民企參與。

二、 融資結構性矛盾未根本化解。盡管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突破29萬億元，但融資難呈現“三重分化”：一是區域分化，中西部民企貸款覆蓋率不足東部60%；二是規模分化，中型企業信用貸款占比僅28%，遠低于大型企業；三是行業分化，科創型民企研發投入強度達5.8%，但融資缺口仍占研發支出的35%。

三、 合規成本與創新投入的“蹺蹺板效應”。法律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與數據合規要求，導致中小企業合規成本年均增長12%。而民企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僅6.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2個百分點，形成“合規擠壓創新”的現實困境。

四、 國際競爭的“非對稱博弈”。民營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仍處中低端，2025年1-4月遭遇反傾銷調查17起，涉案金額超32億美元。同時，技術封鎖加劇，如某半導體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后，關鍵設備進口周期延長至18個月。

這些挑戰揭示出民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制度創新與執行效能的落差、要素市場化改革與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沖突、國際競爭加劇與內生動力不足的疊加。唯有通過“政策穿透式落實﹢區域差異化賦能﹢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多維突破，才能將法律優勢轉化為發展勝勢。

如何確保這部法律有效實施？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有效實施需構建“制度落地——監督賦能——生態重構”的三維保障體系，通過政策穿透式執行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破解法律實施中的結構性梗阻。

一、 構建政策協同落地機制。建立“1﹢N”配套政策體系，細化法律原則性條款。國務院發展改革部門牽頭制定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細則》，明確能源、交通等領域準入標準。

二、 完善全鏈條監督評估體系。構建“中央督查﹢第三方評估﹢企業評議”的三維監督網絡。國務院大督查聚焦市場準入壁壘，2025年首輪督查已整改127項隱性限制措施。同步建立“政策失效預警”機制，對連續兩年執行率低于60%的條款啟動修訂程序。

三、 強化權益救濟與風險防控。建立“企業合法權益保護中心”，實行“首接負責制”和“限時辦結制”。針對融資風險，推廣“政銀擔”風險分擔模式，由政府、銀行、擔保機構按一定比例分擔風險。同步試點“合規成本保險”，企業投保后可獲50%數據合規支出補貼。

四、 清理和糾正地方保護措施?。針對政府采購中的地方保護行為，財政部出臺了《關于促進政府采購公平競爭優化營商環境的通知》，要求清理和糾正妨礙政府采購公平競爭的做法，包括取消供應商所有制條件和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許可條件，清理備選庫、名錄庫、資格庫等?。這些措施對地方政府在政府采購中的地方保護行為形成制度性約束。

五、 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對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行為進行了詳細規定，明確了不得包含的具體內容，如不得限定經營者所有制形式、注冊地等?。這一制度要求對涉及經營者經濟活動的政策措施進行公平競爭審查，防止地方政府通過變通手段實施地方保護。

通過“制度剛性約束﹢數字技術賦能﹢區域差異化施策”的綜合發力，這部法律正從文本轉化為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澎湃動能。

（作者張連起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企業財務管理協會會長，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