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二）與文友袁行霈（右二，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汪東林（右一，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在一起。

2004年本文作者隨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法合影，左一莫言、右二阿來、右一陳崎嶸。

2006年參加全國政協大運河申遺考察時，在淮安與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宋長榮先生合影。

二○○六年參加全國政協大運河申遺考察時，在瓜洲古渡留影。

從1998年3月至2008年3月，我連續成為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委員不是職務，不是待遇；實話說，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種榮譽。但應該承認，政協的會議和活動為擔任委員的人們搭建了一個“平臺”，使他們能夠發表超乎專業領域之外的言論，在公共領域產生一定的影響。

圍繞“魯迅”寫提案

1998年1月的一天，時任全國政協文史出版社副總編呂長賦來電話，祝賀我成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我問他怎么知道的，他說名單已經見報。

接著電話鈴聲又響起，我接到魯迅先生公子周海嬰同樣的電話，他說消息十分可靠。我隨即打電話詢問時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賈學平說不知道此事；再問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馬自樹，他也說不知道。但沒過幾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填寫表格，洗印照片，我這才相信這件事情是的的確確發生了。

不久讀到原文化部的機關報《中國文化報》，才知道原文化部系統此次共有21名委員，其中有原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副部長陳昌本，藝術院校教授金鐵林、潘公凱、陳鋼、肖峰，演員于魁智、吳雁澤、劉秀榮、楊春霞、劉秉義、鮑國安、馮英、李羚等。記得在一次魯迅研究的學術討論會上，首都師范大學一位資深教授曾發感慨：“如今什么行業都出政協委員，但從來沒有代表魯迅研究界的政協委員。”我并不認為我專屬于什么“界”，更不認為我有資格代表什么“界”，但由于我從1976年就開始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供職，從事了幾十年魯迅研究工作，本能地感到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后，應該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為魯迅研究事業說一些話，辦一些有益的事情。

當時通往魯迅博物館大門的主干道兩旁違章建筑林立，有些攤位在路旁出售內衣內褲，既有礙交通，又有礙觀瞻；館內的魯迅藏書（特別是報刊）因為年代久遠，紙質老化，一碰即碎，既不能長期保存，更無法提供使用。鑒于這種狀況，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期間，我這個還沒有完全進入角色的政協委員就提交了兩件提案：一件題為《拆除魯迅博物館附近街道的違章建筑》，另一件是《搶救瀕臨毀損的魯迅收藏報刊》。

這兩件提案當年就得到了落實。經西城區人民政府派員調查，魯博所在的阜內北街雖然長度僅155米，但卻有違章建筑35處，占地194平方米，整治工作難度很大。整治工作進行時，魯博人保處的同事主動在我下班時目送一程，擔心有不法分子在我身后扔磚頭報復。

同時，魯博資料部的數字化工程也啟動了，經過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已達到了國內名人博物館系統的先進水平。

此外，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我提交了《隆重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的提案和《關于籌建魯迅文化廣場》的提案；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我領銜提交了提案《關于在南京建立魯迅紀念館的建議》；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上，我提交了《把北京阜成門魯迅故居列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的提案。上述提案，除《關于籌建魯迅文化廣場》的提案得到了部分落實之外，其余提案全部得到了落實。

為文物部門發言

1999年3月4日下午，在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期間，有中央領導到我所在的社會科學小組參加討論，聽取建議。我反映了當時有些省市將兵馬俑等著名文物遺址作為“名牌產品”推出，成立公司，發行股票；甚至準備將重慶的革命遺址“周公館”跟后來迫害革命志士的中美合作所捆綁上市的情況。對于旅游部門兼并文物部門的做法，我也表示了疑慮。

我認為，旅游工作和文物工作原本是可以互相促進的。一方面，文物部門為旅游部門提供了景點；沒有文物，旅游就會缺少內涵。另一方面，旅游部門可以為文博單位組織觀眾，使文物更好地發揮審美、教育功能。問題在于這兩個部門性質不同：旅游作為一種產業，需要創收，是營利性的；文物則是一種公益事業。兩個效益當中以社會效益為第一位，把這兩個系統強行捆綁在一起必然產生矛盾。

以前，由于文物經費的匱乏，一些文物單位希望掛靠在旅游部門，以便爭取旅游部門的經費支持，增加工資、獎金，增加文物科研經費。事實上，文物系統內部各單位的條件并不相同，劃歸旅游部門管理的文物單位有些原來條件就相當好，比如陜西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從來就不缺少客源，本身就有很強的“造血功能”，有非常好的門票收入。被旅游部門兼并之后，旅游部門著眼的是它的門票收入，這對兵馬俑博物館來講，就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紹興魯迅紀念館也一樣。因為紹興是魯迅的故鄉，游客到紹興的第一站就是魯迅紀念館，它的門票收入本來就可觀，發展得也不錯。被旅游部門兼并后，大部分職工待遇降低了，一些專家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整個陳列也沒有多少改進。魯迅故居、三味書屋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周邊擴大建筑群，使觀眾誤認為魯迅故家特別闊氣。

旅游和文物是兩個專業，如果文物部門讓一個不精通文物的領導人來決策，很多問題就可能背離文物工作自身的規律，導致文物的毀損、破壞。曲阜孔廟被兼并后，壁畫遭破壞就是一例。所以應該提倡文物部門與旅游部門的戰略合作，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上海《新民晚報》1999年3月5日的第4版對此作了報道，題為《文物保護不宜姓“錢”》。文章引述我的發言：“文物遺址上市的做法不僅在國際上尚無先例，還將由此引發文物資源歸屬、文物資產評估、上市后由誰承擔風險等問題，有可能使原本屬于國家的民族文化遺產化為集體所有、私人所有，甚至被境外財團控制。”

關注民生問題

2005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召開。我所在的社會科學界召集人李君如（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告訴我，中央領導人有可能在會議期間參加社科界的聯組討論，希望我準備一個簡短發言，談談“主旋律”方面的問題。于是我準備針對文藝界的現狀，就“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問題談幾點個人看法。

3月6日下午，李校長問我準備得怎樣？我粗略談了以上想法。李校長說：“你領會錯了。不是要你專談文藝，我說的主旋律是指有關當前國家的大局的問題。”我一下子懵了！晚飯后回房間，想寫一份發言提綱，但頭腦一片空白。為了不白白浪費時間，我決定先養精蓄銳。睡到凌晨4點忽然醒了，決定就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發表五點意見；到早上6點，終于理出了一個頭緒。

3月7日上午，中央及有關部門領導人來到了社科界聯組討論的會場。會上有10位委員發言。因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態度都很謙和，所以我情緒松弛，沒有照本宣科，而是脫稿作了一些即興發揮。記得我在現場說，我們今天構建的和諧社會不是儒家的“仁政”，不是柏拉圖的“理想圖”，不是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更不是西方的“福利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做到“志之和”和“利之和”。古語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篇》）。所謂“志”就是理想信念；所謂“利”就是利益分配。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有兩條基本經驗：一條是有精神追求，所以才能靠“小米加步槍”戰勝敵人的“飛機加大炮”；另一條是給工農大眾以切實的物質利益，所以工農子弟兵才會喊著“保衛勝利果實”的口號沖鋒陷陣。當時的社會隱患正好出現在以上兩個方面。鑒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迫切需要做到的，是嚴懲貪污腐敗，堅決打擊非法致富行為，有效遏制過高收入，給低收入的弱勢群體以切實的生活保障，使收入分配從金字塔形逐漸變成橄欖形。

如果不能在實踐中切實把握和尊重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規律，做到社會財富增長的最大化和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統一，構建和諧社會就會成為紙上空談，而不能取信于民。和諧的基礎是社會各群體根本和長遠利益的相同。儒家所說的“和而不同”是在“不同”中求“和”。但“同”畢竟是“和”的穩固基石。離開“同”求“和”，就難免成為緣木求魚，可望而不可及。

臨近中午的時刻，社科界的另一位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江藍生對我說：“今天與會的領導同志對你的發言評價很高。”當天下午，小組秘書通知我：在3月10日下午以“構建和諧社會”為主題在人民大會堂作大會發言。

3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厲以寧、陳漱渝談調節收入分配構建和諧社會》。厲以寧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我從來沒有就經濟發展問題跟他進行對談。一打聽，原來是記者從我們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不盡相同的觀點，進行了對比。

在做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我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紙面上，也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那些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多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10年間，我通過不同途徑反映過城市醫療改革中的問題，改善出租車司機工作條件和待遇問題，北京海淀區四季青鄉農民養老金過低的問題，安徽阜陽地區某農民的冤案問題，遼寧昌圖縣中醫院退休人員退休金不能全額發放問題，北京市西城區居民鄭樹林、謝沙浮落實私房政策問題，農民工祝尚坤等被開發商派人毆打致傷問題，落實北京原玉淵潭棉紡廠99名退休職工醫保待遇問題等。

在實踐中體會協商民主

我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民生問題決不是孤立的。目前發生的很多民生問題，實際上都跟體制有關，而體制的完善又有賴于不斷推進民主建設的進程。“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已經成為人們普遍能夠接受的觀念。但究竟什么是民主的真諦，特別是如何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人們在理解上又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分歧。

我沒有專門研究過民主問題，但我的民主理念卻受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 我是一個文史工作者。縱覽一部世界近代史，就能看到一些實行民主制的西方國家做了不少踐踏其他國家民主的事情。回顧一部中國現代史，我發現北洋時期中國曾出現過多黨制，但走馬燈似的政局只支撐了17年；1928年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全國政權只維持了20年。

二、 我是一個魯迅研究者。魯迅對西方代議制的批判對我影響尤深。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指出，立憲國會是借眾欺寡，利用“眾治”的名義，實則壓制別人，這比暴君還要厲害（“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魯迅的上述早期思想雖然不無偏頗，但在強調“少數服從多數”這一民主原則時，的確容易導致平高填低，讓“凡庸”壓抑“先覺”。我對此深信不疑，因為真理的確是經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三、 臺灣的民主實踐。我曾六赴臺灣。臺灣在“解嚴”之前實行一黨專政，至1990年正式登記的政黨則多達53個。在臺灣的電視節目中經常可以看到“立法院”里的亂象，有些對毆的場景令人觸目驚心。臺灣人口當時只有2000多萬，要做到“亂中有序”仍如此之艱難；而中國大陸的人口當時已超過13億，如果照搬西方模式，引發社會動亂，那最吃苦頭的恐怕還是廣大老百姓。我并不是反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而是希望這種改革要在穩中有序推進。

2007年3月，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在京召開。這是十屆政協的最后一次會議。我事前提交了兩篇書面發言，一篇談協商民主，另一篇談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解，真實動機是以此履行職責，在小組會或聯組會上就可以少講話了。我絕沒想過再作大會發言，所以報到時都沒帶正裝。全國政協當時有2238名委員，而大會發言只能安排三四場，每場發言者最多也只有十來位，還要照顧到部門、界別、黨派，更何況我在2005年已經作過大會發言。出乎意料的是，大會發言組對我的兩篇書面發言都很肯定，最后選定了《關于協商民主的幾點認識》這一篇作大會發言。

永遠的“文史委員會委員”

在第九、十屆全國政協期間，我除了被聘為信息特邀員之外，還有一個身份，是“文史委員會（十屆政協改名為‘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提起全國政協的文史委，人們立即就會想起溥儀、溥杰、林聿明、宋希濓、沈醉、文強這些人的名字。我成為文史委委員的時候，這個機構的人員組成已經完全變了，被聘為文史委成員的大多是文化界、社科界的知名人士，如王蒙、金開誠、劉慶柱、李致忠、李燕、王曉秋、張文彬、鄭欣淼、舒乙、聶震寧、梁曉聲、彌松頤、王興東等；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代表人士，如設計“神舟五號”的戚發韌、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德、董必武副主席的女兒董良翚、民國總統馮國璋的孫女馮友等。

文史委的活動很多，我參加的有2003年11月赴廣東考察名人故居保護工作，2004年8月赴云南考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2005年對京杭大運河進行全程考察，2007年5月赴福建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調研，2007年6月赴河北、山西調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情況……我把考察工作視為讀“有字之書”和讀“無字之書”相結合的寶貴機會，所以邊看、邊聽、邊思索，寫出了一批散文和文化隨筆，如《流失的麗江四方街》《千里桅檣一信風——福建湄州媽祖廟考察》《準備騰飛的騰沖》《彭德懷故鄉行》《這美麗的香格里拉》《從虞舜文化談到非物質文化傳承》《京杭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中的文化問題》……用文字在我生命的軌跡上留下了道道清晰的屐痕。

全國政協文史委之所以使我倍感溫馨，除了委員之間能夠和睦相處、親切交流之外，還有一個團結奮進、求真務實、律己嚴格、待人謙和的工作班子——全國政協文史委辦公室。他們當中的成員有些本人就是司局級干部，但在委員面前從來都是以“服務人員”自居，如李松晨、王合忠、陳愛菲、霍明光、齊立蘭、段敏、王文運、張華民……雖然如今我們見面的機會日漸稀少，但他們音容笑貌在我的心中卻清晰如昨。

值得提及的是，文史委還為我提供了兩次寶貴的學習機會：一次是2006年11月28日，讓我在第三期全國政協文史干部培訓班作《文史資料的辨偽及其作用》講座；另一次是2007年8月4日，推薦我在全國政協機關公文寫作培訓班上講《我對撰寫政協大會發言的看法和體會》。十屆全國政協完成歷史使命的前夕，編輯了一本《十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工作剪影》，要求文史委的每位委員都寫一段話，印入這本紀念冊。我留下的肺腑之言是：

忘不了那些翻滾著時代風云的名人故居，忘不了那些保存著歷史記憶的文化名城，忘不了沿著大運河古道，從北京驅車直達杭州的漫漫旅途。

忘不了繞梁三日的南音，忘不了栩栩如生的木偶，忘不了高亢入云的晉冀梆子，忘不了震撼山岳的威風鑼鼓。

忘不了在這里讀到的“無字之書”，忘不了這里的智慧，這里的溫馨，這里的一張張笑臉……（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