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靈（左）與本文作者在赴甘肅視察途中合影

▲1988年柯靈收到《梁漱溟問答錄》一書后，寫給本文作者的親筆信。

柯靈是集作家、新聞人、電影人、劇作家、評論家于一身的名家。20世紀50年代，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求學時，就見過他、敬仰他。但真正同他相交相熟是在1962年我從作家協會調入全國政協機關工作之后，因為柯靈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是老政協委員、常委，我作為小組秘書，曾經主動同他交談、求教于他……

與柯靈的相識

對柯靈印象最深的一次交談，是談及他編劇、湯曉丹導演的轟動一時的電影《不夜城》，我說電影主角（公私合營時的資本家）的女兒在復旦大學讀書，因此安排在復旦校園拍電影鏡頭的場景，地點在復旦登輝堂前的大草坪上，其中有群眾演員跳舞的場面，我是其中之一，但電影播出時看了幾遍，只有我的同班同學朱仁樸，卻沒有我，頗感失望等等。柯靈聽后笑出聲來，同在他房間的人更是哈哈大笑。

真正同柯靈的長時間交談，是在1987年夏秋之間，全國政協常委視察團赴甘肅考察的時候。這次赴甘肅考察，是全國政協首次組織京外全國政協常委視察。常委們從全國各地直接到蘭州集中，因此全國政協機關的工作人員必須提前到達蘭州，協助省政協機關到機場車站迎接各地來的常委。

本來我是隨團記者，不承擔接待常委的工作任務。不料從北京啟程的前一天，負責帶領機關工作人員的劉明局長因特殊原因不能離京，秘書長臨時決定由我兼任率領工作人員的負責人，理由是我在調到人民政協報社前曾長期從事這類陪同委員考察活動的工作。

看到京外全國政協常委名單，大多數熟悉，其中有來自上海的幾位常委，柯靈是其中之一。蘭州機場距離城里很遠，車程一個多小時，我去機場接到來自上海的柯靈等幾位常委后，在蘭州的寧臥莊賓館把他們安頓好，并同柯靈約定，次日早晨陪他在寧臥莊附近散步，他欣然答應。

與柯靈的一次長談

那次全國政協京外常委視察團行程一共18天。先在蘭州附近考察5天，然后去臨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10天，最后回蘭州座談總結3天。我同柯靈的長談，主要是下榻寧臥莊賓館的前5天。

一天散步時，柯靈主動對我說：“我已看到《人物》雜志連載你寫的《梁潄溟問答錄》的若干章節，也看到你在這之前發表在報刊的《梁潄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等若干篇重要文章。”“我關心這件事，在上海我就同一些朋友議論過。今天有這個在一起的機會，很想聽你簡要談談這本書寫作的起因、內容和難度。”

我一一作了回答：第一，從1962年至1982年，我擔任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小組秘書20年，具體工作是作記錄、寫簡報，聯系每一個學習組成員，為他們服務。而梁潄溟是這個組的“反面教員”，多年來堅持“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宗旨，講真話，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因此招來的小組批判和聯組批判就有5次，時間從一兩個月到八九個月，其中時間最長、參加批判會人數超過百人的一次，是他在“文革”中發表兩個上午長達7個小時、題為《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直言不同意當時的“批林批孔”運動，呼吁不同意一筆否定孔子……而在政協內部小組、聯組半年多的大批判之后，梁潄溟最后的回答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并從堅持理性思考的角度解釋這句名言，表示堅信自己的看法。第二，我說到自己對梁潄溟的認識也有個過程，從認為這位老者“頑固不化”，到驚奇于他何以有這么大的定力，自以為是、傲視一切……

我的話沒有講完，柯靈即插話，他對梁潄溟其人其事，本已有所了解。“但你的書涉及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異乎尋常的爭辯，要寫作和發表是有一定難度的，我想聽聽這方面的情況。”

于是，我談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發生在梁潄溟身上的一系列問題都被一一重新審視。我首先得到梁潄溟本人的贊同，每寫完一章都請他審看并簽名。另外還得到費孝通、吳祖光等諸多前輩的大力支持。我告訴柯靈，計劃中正式出版的《梁潄溟問答錄》一書，由梁潄溟本人寫序，費孝通對梁潄溟作為思想家的高度評價為序二。

我還著重同柯靈談了孫起孟對這本書的鼎力支持，不但出主意讓我把第三人稱改為自述性的第一人稱，并審看了原稿的全文、提出修改意見，有的還直接修改補充。其時，孫起孟的中共黨員身份剛剛公開，調任全國政協機關黨組副書記、副秘書長。沒有他的支持，《梁潄溟問答錄》一書的發表和出版，可能還要延遲。

我說到此，柯靈發出會心的微笑，說：“他們這幾位與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同他們是同一輩人。”不少人知道，柯靈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擔任民進中央的領導工作，但他也是半公開的資深中共黨員。

柯靈日記中記載了這次談話

柯靈有長期寫日記的習慣，在1987年8月16日全國政協京外常委赴甘肅視察團工作結束回上海后不久，《新民晚報》就開始連載柯靈題為《甘肅掠影》的日記，其中數次提及我寫《梁潄溟問答錄》一書之事，并發表評論。

更沒有想到的是，《甘肅掠影》日記與柯靈的其他日記結集，于1987年底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就是說，柯靈評述《梁漱溟問答錄》一書的時間，比1988年4月正式出版《梁漱溟問答錄》還早近半年。我摘選了柯靈到達蘭州第二天的日記：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

晚涼如秋。晨七時起，猶是曙色朦朧。七時半進餐，餐后到園中散步。園地極廣，有亭臺池閣，花木扶疏之勝，園中多果樹，枝頭嘉果累累。

在信步閑談中，來自天津的吳璆教授談及友朋舊事，如賀綠汀、卞之琳、陳荒煤、葉以群諸人的“文革”際遇，不勝感慨。負責考察團組織工作兼隨行記者汪東林（全國政協《人民政協報》新聞部主任），因詢問談了不少有關梁漱溟先生的性格和事跡，其中包括梁與毛的交往和沖突……其中波濤起伏，曲折多多，反映了新中國初期政壇風云的峻急，部分知識分子傳統觀念與現實生活的捍格。其人其事，可藉為史鏡。汪東林親歷若干場景，為梁氏立傳，已寫成《梁漱溟問答錄》一書，正在《人物》名刊連載，今明年即可出版……

作為晚輩，能受到柯靈這樣成就卓越且影響力頗大的老前輩之鼓勵和鞭策，更感到自己做的是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

1988年4月，拙作《梁潄溟問答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分別出版，我給柯靈郵去數本。他收到后賦詩一首，并寫信對我再次鼓勵，又說因為近日事情太多，已委托著名作家兼報人、《巴金傳》的作者徐開壘同志寫書評。柯靈遠行參加筆會還沒有回來，書評就已經在《新民晚報》見報了。

時間飛逝，拙作自198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30多年，已先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當代中國出版社等不斷再版。如今，為梁漱溟立傳和研究專著已達幾十種之多，幾乎無一例外都要引用或闡述拙作所提供的若干親歷親見親聞的真實史料。想到此，能力有限的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所敬重的柯靈于2000年因病逝世，享年91歲，至今1/4世紀的時間已經過去。當年我與他相交相知時正值盛年，如今也已是垂暮之年。竊以為趁現在頭腦還未呆癡，寫點小文，緬懷對自己大半生學習、工作、事業有恩之人，是應做之事。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名傳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