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6日，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民盟、民進、教育界委員聯組會上，聽聞委員們匯報“傳統文化進校園”情況后，習近平總書記與委員們深入交流時強調：“小學、中學甚至是幼兒園，會在人的一生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一定要從娃娃抓起。”

5月18日，我們迎來國際博物館日。本期民生·教育版特別邀請委員和讀者一起，從“博物館進校園”看教育變革。

——編者

在洪偉委員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學，學生們正在“博悟課程”中學習《清明上河圖啟示錄》一課。圖為課堂上學生們在教師帶領下，與“華粹星光文化遺產AI大模型”的多模態互動敘事智能體“華博士”互動交流。這是“博悟課程”中“教師﹢學生﹢AI”三位一體對話式課堂的生動縮影。 史家胡同小學供圖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深刻揭示了基礎教育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地位。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傳承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然成為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在數字化教育浪潮席卷而來的當下，對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進校園這一命題，全國政協委員，史家教育集團黨委書記、總校長洪偉有自己的思考：“教育工作者需積極擁抱新技術，探索更多創新且高效的教學手段。通過利用虛擬現實技術還原歷史場景等手段，將傳統文化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突破時空限制，為孩子們打開一扇扇通往傳統文化寶庫的新窗口。”

把博物館“搬”到學生身邊

“教育要給孩子打開更廣闊的成長空間，關鍵是要構建多元立體的學習資源網絡，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觸、可感、可思、可用。”洪偉一語中的，指出史家胡同小學在系列創新實踐中堅守的核心要義。據洪偉介紹，在教育改革不斷深化的當下，史家胡同小學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悟課程”為突破口，探索出了一條打破邊界、融合育人的優秀傳統文化進校園的特色教育之路。

時間軸撥回到2012年，那一年，史家胡同小學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展開了合作，并共同開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悟課程”（以下簡稱“博悟課程”），2018年“博悟課程”還榮獲了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而隨著教育生態的迭代發展，如今，“博悟課程”更是實現了從1.0到4.0的系統性升級。

“課程1.0版本‘漫步國博’系列課程，主要是突破傳統課堂的空間局限，將教學場景遷移至博物館。讓學生們置身于文物之中，直面歷史的真實印記。課程遵循‘工具性→功能性→工藝性→文化性’的學習脈絡，從文物的基礎用途出發，逐步引導學生深入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沉浸式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2.0版本‘博悟之旅’系列課程則逆向而行，把博物館資源引入校園，實現‘博悟課程’對國家課程的有力補充，讓傳統文化教育在校園中落地生根。到了3.0版本，親子研學系列課程應運而生，我們以親子共同參與的形式，構建起同向同行的家校共育模式，讓家長也成為孩子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上的重要伙伴，實現家校教育的同頻共振。”洪偉細致地介紹著“博悟課程”的迭代過往。

“在教育課程體系改革的進程中，教學實踐創新與課程資源建設都需要協同調整。”洪偉介紹，在課程推進過程中，史家胡同小學還研發了《“寫給孩子的傳統文化”——博悟之旅》《博悟之旅——親子研學中的傳統文化》等系列叢書，為學生提供了更系統、更全面的學習資料，使傳統文化教育有“形”可依、有“章”可循。

“文物是沒有學科邊界的綜合體。一件商代青銅器，既是化學合金的實證，又是數學幾何的載體，更是禮樂文明的象征。我們要讓文物背后的中華傳統文化煥發出新光彩，在各學科的教學中，都能被學生充分理解和喜愛。”洪偉表示。

據洪偉介紹，隨著“博悟課程”的跨學科創新實踐，如今該課程共涵蓋了道德與法治、語文、數學、科學、美術、音樂等多門學科，學科覆蓋率達到100%。“在編寫教材時，學校不僅邀請博物館工作人員及相關文物專家參與，而且要求每個主題都必須有3個以上不同學科的教師加入。我們期待，通過這種跨學科的課程設計，能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再孤立地看待各學科知識，而是學會將其融會貫通，構建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從而能夠綜合運用知識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除了打破學科邊界，史家胡同小學還致力于借助“博悟課程”打破辦學邊界。“我們也期望能讓學生在更加鮮活廣闊的生活場域中獲取更多知識。”洪偉介紹，為進一步打破館校之間的邊界，“博悟課程”專門實行了“雙師制”授課制度。“博物館教師在展廳內，以引導學生尋找、發現、探究文物奧秘為教學重點；學校教師則在課堂上，對展廳所學內容進行總結、歸納與拓展，并組織學生開展實踐體驗活動。兩段教學緊密銜接、相輔相成，形成了‘館校聯動、優勢互補’的教育合力。”

數字化背景下的新探索

“同學們請看，這件太陽神鳥金箔的圖案中蘊含著怎樣的數學奧秘？”在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的“博悟課程”上，教師輕點每個教室安裝的“數字博悟”校本課程數字終端，一件精美的商周時期金飾文物立即以三維立體的形式呈現在學生面前。隨著指尖的滑動旋轉，文物上的等分圓、對稱軸等幾何特征清晰展現，孩子們驚嘆連連。

如此生動的教學實踐是如何得以落地的？一切還要從2020年春天說起。當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線下博物館研學按下暫停鍵。但對于史家胡同小學的“博悟課程”來說，卻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其實在課程發展到3.0版本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研究——如何實現讓‘博悟課程’從‘供給端’拓展知識來源的同時，更方便學生從‘接收端’獲取知識這一新命題。我們必須讓文物資源突破時空限制，真正走進日常課堂。”在課程改革必須緊貼時代背景的理念指導下，史家胡同小學開始搭建“數字博悟”校本課程數字平臺。并在該平臺上將博物館里的文物進行數字化、可視化呈現，構建了基于網絡環境的云端博物館資源教學系統。由此，“博悟課程”進入了4.0時代。

洪偉表示，將優質教育資源轉為數字化資源后，課程的可復制性和易傳播性大大增強了。“以前帶學生去博物館，隔著玻璃柜看文物，現在通過數字技術，孩子們甚至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研究。而且各個學科之間的融合教學也變得更加方便。”

“更重要的是，‘數字博悟’不僅改變了文物資源的呈現方式，更重構了教與學的過程。”洪偉表示，學校在課程創新的過程中，還提出‘博—晤—悟’的新教學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使學生首先基于文物資源背后的豐富信息進行價值認知，然后在多樣的課堂活動中與文物進行‘會晤’與對話，獲得真實的‘價值體驗’，進而在體悟、感悟等一系列思維活動中實現指向行動自覺的‘價值養成’。”

如今，隨著實踐的深入，“數字博悟”課程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2021年9月，該課程作為課后服務特色項目全面鋪開，目前已成為全校1500余名學生參與度最高的課后課程。

與此同時，更令人欣喜的是，這一創新成果正在惠及更多地區。“西安高新區、廣西南寧多所學校都基于‘博悟課程’的育人理念，聯合當地的博物館，進行各自的校本課程研發與實施，形成了‘一脈多元’的發展與創新樣態。”

“教育數字化絕不是簡單地把紙質教材變成電子課件、把黑板換成智能屏幕這樣的‘物理替代’。”洪偉語氣堅定地繼續說道：“這是一場觸及教育本質的深刻變革，是要重構‘教與學’的底層邏輯。借助‘博悟課程’體系我們做了初步探索，未來我們還要在更深層次上實現教育資源、教學模式與育人目標的系統性重塑。”

夕陽西下，史家胡同小學的社團活動室依然熱鬧非凡。孩子們正在老師的指導下，用數字技術“拆解”漢代的“長信宮燈”，探究2000年前古人的節能環保“黑科技”，并理解當今社會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屏幕上，孩子們的指尖仿佛連通了過去與未來。而傳統文化教育的創新之路，也正如同這件重獲新生的文物一樣，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記者 朱英杰）

在傳統文化課程設計的實踐場域中，教師的知識儲備的專業性瓶頸、教學場景的創新性不足、學生參與的主體性缺位等現實問題構成了影響課程效能的現實困境。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發展，為破解這些教育難題提供了數智化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具備多學科、多領域的專業知識，同時，其強大的生成能力可助力教師開展跨學科傳統文化課程設計，并為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提供了前沿、真實、生動、創新的載體。

史家教育集團“博悟課程”的十余年探索，恰是這一變革的生動展現。從早期“漫步國博”的物理空間實踐，到《博悟之旅》叢書的文本體系建構，再到數字博物平臺的智能生態搭建，“博悟課程”在實踐中完成了“走出去”“引進來”“動起來”的數智化升級，實現了傳統文化教育與現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課程演進軌跡清晰勾勒出“走出去（場域拓展）—引進來（資源整合）—動起來（體驗升級）”的數智化躍遷脈絡。

而面對數字化水平不斷演進的時代背景，如何讓人工智能技術更好地賦能傳統文化教育，以促進學生全面成長，這一問題還值得我們開展更深入的思考。

要實現課程育人觀念的變革——教師從“知識投喂者”轉向“思維建模者”。當前，知識獲取的便捷性正在重塑教育生態。一件件古樸文物身上神秘的面紗被智能信息檢索工具所摘下，而成長于智能時代的學生，更是讓很多老師犯了難。“我在網上看過了”“DeepSeek一搜就出來了”“老師沒有人工智能懂得多”……面對這樣的質疑，教師必須在進行傳統文化教育中要轉變自身的角色定位與育人觀念，在教學實踐中提出具有引領學生主動思考的創新性問題，幫助學生在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中，提升思維水平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史家胡同小學“博悟課程”的實踐，為這一轉型提供了典型范本。課程以思維培養與價值塑造為核心目標，在歷史文物的教學中超越對器物紋樣的表層認知，著力構建高階思維訓練體系。以《孤獨的犀牛》一課為例，教師以“中國古代有無犀牛”這一問題切入，引導孩子們帶著問題在博物館里找到了犀牛造型的青銅器、甲骨文中關于犀牛的記載，從而初步得出中國古代有犀牛的結論；繼而以“犀牛為何今日已經滅絕”的追問，推動學生深入分析歷史文本（如《本草綱目》入藥記載）、文物功能（如古代有犀牛皮鎧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最終形成“人類活動導致物種滅絕”的歷史判斷，并引申至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的思考。這種從“事實確認”到“因果分析”再到“價值反思”的認知鏈條，使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成為激活其批判性思維、辯證思維與系統思維的重要引擎。

要實現AI使用觀念的變革——教師要從“用人工智能教”轉向“教人用人工智能”。當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課堂教學，一線教師對技術賦能的探索呈現多元樣態：從智能備課系統的資源整合，到課堂交互工具的實時反饋，可以說，技術應用正重塑教學流程。但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實踐正陷入“形式創新”的陷阱中，如將AI異化為知識灌輸的新載體，以“智能推送”替代學生的主動探究，本質上仍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的技術翻版。

這種“用人工智能教”的淺層應用，暴露出對技術賦能教育的認知偏差。如同一味追求“知識預制菜”的便捷性，卻忽視了學生咀嚼、消化、吸收的主體性過程，其結果必然是素養培育的空心化。教育的本質在于人的發展，AI的課堂角色應從“知識供給者”轉向“能力培養者”。“教人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將技術工具轉化為素養培育的“腳手架”：引導學生在AI生成的龐雜信息中，學會提出具有探究價值的問題，如“如何驗證AI給出的文物斷代依據”。這種能力建構，本質上是幫助學生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建立認知主權，以保持人類獨有的價值判斷、創新想象與復雜問題解決能力。

要實現課堂對話模式的變革——從“二元交互”到“三元協同”。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史家胡同小學積極探索數字博物資源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構建起“教師﹢學生﹢AI”三位一體的新型課堂對話體系。通過開發具備博物館專業知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小博士”，課堂突破了傳統師生單向互動的局限，形成人機協同、多維共振的對話生態。

這種“師、機、生對話”模式的核心價值，在于重構教育主體關系。教師從知識權威轉向對話的“協調者”，AI成為知識網絡的“編織者”，學生則升維為認知建構的“主導者”。在“數字博悟”課堂上，師生共同設定探究議題，AI提供多學科分析框架，學生通過人機協作完成資料整合、假設驗證與結論生成。這種三元協同機制，既發揮了AI在數據處理、跨域關聯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又保留了教師在價值引導、思維校準上的人文溫度，更激活了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能動性，形成技術理性與教育感性的有機統一。

AI點亮文脈，博悟智啟未來。在數智文明與傳統文化交相輝映的時代坐標上，教育數字化轉型既是傳承文化基因的時代使命，更是培育創新人才的必然選擇。面對人工智能浪潮，教育工作者須以辯證思維把握變革方向，回歸賦能學生的核心素養發展的育人初心。既要扎根中華五千年文明沃土，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育人體系，又要以開放姿態擁抱技術變革，探索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融合密碼。

（作者單位：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