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呂紅兵在民營企業講授證券法

金融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前不久，北京金融法院發布的《證券糾紛審判白皮書（2021—2024年）》顯示，證券糾紛案件數量持續保持高位。根據東方財富等平臺數據，截至2024年2月22日，我國股民總數已達到2.5億。當中國股民的“錢袋子”與資本市場深度綁定，證券欺詐已不僅是個案糾紛，更關乎金融安全與社會公平。北京金融法院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4年受理的9246件證券糾紛中，98.43%為欺詐責任糾紛。康美藥業虛增886.8億元貨幣資金、五洋債欺詐發行13.6億元等典型案例，折射出市場造假的猖獗與治理挑戰。圍繞如何構建健康的資本市場，本報記者日前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伙人呂紅兵。

證券欺詐責任糾紛在全國具有普遍性

記者：北京金融法院發布的證券糾紛審判白皮書顯示，2021年至2024年證券欺詐責任糾紛案件在證券糾紛案件中占比超98%，其中虛假陳述案件占比99.7%。這一現象在全國是否具有普遍性？背后反映了哪些市場問題？

呂紅兵：這一現象在全國具有典型性。以上海金融法院為例，2024年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收案1130件（含執行案件），占總收案量的15.46%，僅次于金融借款合同糾紛（1215件），成為第二大證券類案由。數據背后有兩層深層矛盾：

一是虛假陳述行為頻發。上市公司受業績壓力、融資需求驅動，通過財務造假、誤導性陳述、重大遺漏等手段粉飾信息。例如康美藥業2016-2018年累計虛增貨幣資金886億元，其中2017年虛增貨幣資金299.44億元，虛增營業收入88.98億元；五洋建設在不具備發債條件的情況下欺詐發行13.6億元公司債券，隱瞞影響償債能力的關鍵信息。

二是投資者維權意識覺醒。隨著新證券法及最高法2022年虛假陳述司法解釋的實施，特別代表人訴訟等制度降低了維權門檻。隨著保護證券市場投資者實踐的推進，在證券市場強監管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行為一旦被證券交易所或證券監管部門調查，便會引發大量投資者索賠。

北京金融法院數據顯示，受理的證券糾紛涉及被訴發行人共計57家，形成57個系列案件。其中，79%的發行人已被行政處罰，21%未被處罰但進入民事程序，投資者起訴時普遍追加董監高（188人）及中介機構（34家）為共同被告，責任連帶化趨勢顯著。

記者：康美藥業案、五洋債案等重大案件引發社會關注。這類證券欺詐行為對資本市場的核心危害是什么？

呂紅兵：證券欺詐的危害具有系統性特征：

首先，直接損害投資者權益。以康美藥業為例，投資者因虛假利好消息高位接盤，案發后股價暴跌，盡管通過特別代表人訴訟挽回24.59億元損失，但訴訟周期長、責任主體償債能力不足仍是普遍問題。北京金融法院創新采用“多因子遷移同步對比法”計算投資損失，2024年相關案件投資者通過判決獲賠比例達71%，調解獲賠率普遍在60%-90%之間，較以往顯著提升。

其次，破壞市場公平性。造假企業通過虛構業績擠占優質企業的融資空間，如五洋建設欺詐發行案中，其在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利潤不足以支付債券利息的情況下，仍以虛假材料騙取發行許可，導致合規企業被邊緣化。

最后，威脅金融安全。虛假陳述引發的股價異常波動可能傳導至整個市場。例如蘇大維格利用交易所互動平臺將“激光直寫光刻設備”簡稱為“光刻機”，誤導投資者并引發股價異動，雖被證監會罰款150萬元，但單只股票的異常波動已對科技板塊信任度造成沖擊。

建立健全過罰相當的責任體系

記者：面對屢禁不止的證券欺詐，您認為應從哪些維度完善治理體系？

呂紅兵：為妥善治理屢禁不止、危害極大的證券欺詐責任糾紛，在貫徹當下充分保護投資者權益、資本市場違法犯罪“零容忍”的要求下，應當進一步完善各經營主體的具體責任規則，建立健全過罰相當的責任體系，實現證券糾紛中各主體責任均能有法可依。

首先，從立法角度，應當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細化證券虛假陳述中各主體的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民事責任，通過提高違法成本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尤其是現階段，急需針對中介機構在證券糾紛中責任承擔做具體規定，明確中介機構的責任邊界，為司法實踐中確定中介機構責任承擔范圍提供法律依據。

其次，在監管實踐中，應當加大監管強度與精準度，通過穿透式監管鎖定違法主體，嚴格“追首惡”，加大對存在證券欺詐行為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有關責任人的追責力度。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構建多部門合作協調機制以及跨境監管協作機制，提升執法效率，從嚴打擊證券欺詐行為。同時，還可依托大數據、AI等技術手段構建智能監測網絡，使監管能力與市場變化保持同步。

另外，從司法角度，司法實踐應當在充分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同時，落實過罰相當的審判原則。法院應綜合考量各責任主體的過錯程度及侵權行為，尤其應基于第三方中介機構的行為、過錯，依法合理確定其責任承擔范圍。最高法可以總結現有司法經驗，通過公布指導性案例以及典型案例等方式為各級法院提供審理指引，填補現有規則的空白。此外，司法機關還可以與投資者保護機構、專業測算機構深度合作，不斷優化投資者損失核算方法，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虛假陳述行為進行針對性方法研究，提高糾紛化解效率，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進而更好地保護投資者權益，精準追究證券欺詐相關責任主體的責任。

最后，應該從各方面落實并監管市場各參與主體的義務和責任，讓發行人、實控人、中介機構等主體均各司其職，各自依法在過錯范圍內擔責，才能共同創建并維系健康、穩定發展的市場環境，真正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與此同時，要持續優化監管機制，加強證監會、央行、銀保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加大對證券虛假陳述、內幕交易等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加強對證券領域出現的新型違法犯罪行為的研究與防控，增強市場的公平性、規范性與透明度，才能真正保障資本市場安全穩定地運行。

筑牢投資者保護“最后一道防線”

記者：對普通投資者而言，如何在復雜的市場環境中識別欺詐風險？

呂紅兵：投資者需掌握“三不原則”：

不迷信造富神話。對“新三板轉板暴富”“內幕消息薦股”等話術保持警惕，如吳某團伙以“轉板預期”誘騙投資者高位接盤新三板股票，最終被認定為詐騙罪。

不輕信單一信息源。交叉驗證公告信息，對比財報數據與行業平均水平，查閱交易所問詢函。例如康美藥業2017年年報虛增貨幣資金占總資產228%，遠超行業均值，早有跡可循。

不放棄法律救濟。積極參與特別代表人訴訟、支持訴訟等機制。2024年太安退案中，投資者通過司法協同全額追回5.72億元資金，證明制度路徑有效。

記者：隨著注冊制全面實施，資本市場對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未來治理的關鍵突破點在哪里？

呂紅兵：核心在于差異化治理與制度供給創新。

針對注冊制下紅籌企業、未盈利科技公司等特殊主體，完善VIE架構、差異化表決權等信息披露標準，避免規則空白。

探索“行政罰款優先用于民事賠償”機制，將證監會沒收的違法所得直接注入投資者賠償基金，解決“無錢可賠”難題。

加強投資者教育“精準滴灌”，通過證監會投教基地開展模擬維權教學，例如演示虛假陳述案件的損失計算流程，提升風險識別能力。（記者 徐艷紅）

■記者手記：

從康美藥業案的“財務驚雷”到智能監測的“科技細雨”，證券欺詐治理正從“事后追責”轉向“源頭防控”。正如呂紅兵委員所言，唯有通過“責任到人、科技賦能、協同共治”的組合拳，才能讓資本市場真正成為投資者的“放心市場”。隨著北京金融法院“多因子模型”、上海金融法院智能監測等創新機制的落地，一個更公平、透明、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生態正在形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