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親友間拆借錢款并不少見。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朋友、同學開口借錢，還許以“好處費”，可是自己也囊中羞澀，怎么辦？近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就審理了一起這樣的案件。

案情顯示，戴某和唐某曾經是同事關系，某日，唐某稱家人生病住進ICU急需錢款，向戴某借款。因借款金額較大戴某無力承擔，唐某便央求戴某與其一同前往貸款中介公司幫助唐某貸款。二人與貸款中介公司簽訂了《助貸服務合同》并約定了服務費，因唐某貸款銀行未審批，故由戴某向銀行貸款并轉借給唐某。雙方在中介公司補簽了《借款協議》，明確彼此之間的借貸關系，約定唐某向戴某借款63萬元，戴某從銀行貸款后將款項出借給唐某，唐某按期返還本金和利息。

成功向三家銀行貸款63萬元后，戴某依約向貸款中介公司支付10萬元服務費，自留辛苦費1萬元，并將剩余52萬元款項轉賬給唐某使用。然而唐某僅自行償還了一期貸款，隨后就沒再償還。原來，唐某借款并不是給家人治病而是用于賭博，并且明確表示無力償還借款。

戴某訴至法院，要求唐某償還借款本金63萬元及利息12萬余元。唐某不同意戴某的訴訟請求，唐某稱只收到了戴某52萬元出借款項，且唐某曾向戴某分兩次轉賬還款1.5萬元和2萬元，剩余未償還本金數額為48.5萬元。

法院審理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本案中，戴某以個人名義貸款后轉貸給唐某，屬于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情形，故戴某與唐某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無效，唐某依據該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戴某。

根據轉賬記錄顯示，戴某直接向唐某給付的金額為52萬元，應當予以返還；戴某向貸款公司轉賬10萬元，可以認定為戴某替唐某墊付的助貸中介機構的中介費，唐某應當返還給戴某。

法律禁止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且不得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牟利。因此，對于戴某主張唐某曾向其轉賬的1.5萬元系好處費這一說法，法院不予認可，該筆轉賬應當視為還款。

由于戴某已經償還部分銀行借款利息共計2.5萬余元，唐某作為款項的實際使用方應負擔這筆利息。

最終，法院判令唐某償還戴某借款本金58.5萬元及損失2.5萬元。該判決現已生效。（記者 徐艷紅）

■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點評：

在金融活動日益頻繁的當下，民間借貸成為了人們獲取資金的一種常見方式，但其中的轉貸行為卻隱藏著諸多法律風險。北京西城法院審理的戴某訴唐某民間借貸糾紛案，為我們深入剖析轉貸行為的法律后果提供了典型案例。該判決揭示民間借貸中轉貸行為的復雜性及其引發的法律問題，為公眾參與借貸活動提供警示與借鑒。

本案雙方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出借人戴某能否因轉貸行為賺取“好處費”；二是借款人唐某逃避還款時，出借人戴某能否追回借款本金；三是唐某怠于向銀行還款時，戴某能否向唐某主張資金占用使用費。

首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民間借貸合同無效。本案中，戴某與唐某一起去貸款公司辦理貸款，并以戴某名義貸款后轉貸給唐某，屬于典型的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情形，故雙方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無效。

其次，依據民法典第157條第一款規定，民間借貸合同被確認無效后，借款人依據該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出借人。在責任承擔方面，當事人雙方均存在過錯。戴某作為出借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屬于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仍為了獲取利益而為之，對合同無效具有重大過錯。而唐某作為借款人，虛構借款用途，誘導戴某進行轉貸，并將所借款項用于賭博違法活動，其行為不僅違反了法律規定，也嚴重違背了公序良俗，對合同無效同樣具有責任。因此，在返還財產時，法院根據雙方的過錯程度進行合理劃分，使各方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三，資金占用損失的認定體現了對出借人實際損失的合理補償。由于借款合同無效，出借人戴某因向銀行貸款而產生的利息支出成為了其實際損失的一部分。而唐某作為實際用款人，應當對其使用資金的行為承擔責任，補償戴某因此遭受的利息損失。但同時，法院也對損失的范圍進行了合理限制，僅支持已經實際發生的利息損失，對于尚未發生的部分要求出借人待實際發生后另行主張，這既保障了出借人的合法權益，也避免了借款人承擔不合理的責任。

民間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循合法、合規的原則，避免套取金融機構貸款進行轉貸，否則不僅可能導致借貸合同無效，使出借人無法按照約定獲取利息收益，還可能因借款人逾期還款、惡意逃債等情況，讓出借人面臨承擔銀行貸款違約責任等風險。

本案涉及的轉貸行為擾亂了金融市場秩序，可能導致金融風險的積聚，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健康發展。通過本案的判決，向社會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法律將嚴厲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違法行為，同時也提醒金融機構加強對貸款資金流向的監控，防止貸款被挪用或轉借，保障金融信貸安全，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