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先生之墓（攝影 林碩）

司徒美堂于1868年出生在著名的僑鄉廣東開平，1955年因腦溢血在京病故。盡管美堂先生辭世至今已70載，但其事跡并未隨時間而消散，作為華僑楷模，時刻激勵著后輩，致力為公跟黨走，僑海報國建新功。

“毀家紓難”

美堂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愛國僑領，一生頗具傳奇色彩。1894年，豪俠仗義的他在波士頓又建立起安良堂（隸屬致公堂），鋤強扶弱，除暴安良，以維護華僑和歸僑僑眷的正當合法權益為己任。1905年，“安良總堂”在紐約成立，司徒美堂成為堂首，日后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擔任安良堂法律顧問長達10年之久。

盡管身在海外，但美堂先生無一刻不心系故土。辛亥革命期間，他鼎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出錢出力，不計個人得失。抗日戰爭爆發，美堂先生振臂高呼，調動一切力量支撐祖國抗戰。九·一八東北淪陷，一·二八淞滬抗戰，先生目睹日軍侵華惡行，號召華僑“毀家紓難”“一致團結，出財出力來援助祖國抗戰”。七七事變爆發后，他毅然辭去所有公私職務，投身“華僑籌餉總會（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的工作，往來奔走于美國、加拿大、古巴、巴西、秘魯等國，宣傳抗日，號召募捐，置個人安危于度外。

抗戰期間，共募集了約330萬美元。司徒美堂始終與宋慶齡任主席、廖承志任秘書長的“保衛中國同盟”保持著密切接觸，通過這個組織支持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斗爭。

香港脫險

1941年12月初，古稀之年的美堂先生歸國途經香港，未及離開，太平洋戰爭已爆發，香港隨即淪陷。日本特高課頭子矢崎勝彥??知其威望，遂將司徒美堂扣留軟禁，游說、脅迫其出面組織所謂治安維持委員會，并擔任會長。

美堂先生大義不屈，最終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與兒子司徒柱化裝離港，以老邁之軀翻山越嶺，經深水埗、何東村，最終在澳頭與前來迎接的中共東江游擊隊員匯合，又經過多個秘密聯絡站抵達韶關，換乘火車至桂林，繼而飛往重慶。對于這次營救，司徒美堂表示：“在他最危難的時刻，共產黨向他伸出了關懷的雙手，可謂患難之交，終生不忘。”

美堂先生抵渝的次日，周恩來、鄧穎超等同志到飯店看望這位華僑耆宿，還特意為他帶去《新華日報》；數日之后，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紅巖村）為美堂先生舉辦了歡迎茶話會。周恩來在歡迎詞中高度評價了司徒美堂的愛國熱忱及其在美洲華僑中所作的卓越貢獻，還介紹了延安解放區和祖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和堅持進步的情況，使美堂先生對祖國的抗戰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也有了更為深刻的印象。

通過這次會見，司徒美堂確信“共產黨人正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國民黨對他們的造謠中傷都是謊言”。1943年初，美堂先生返回美洲，在南北美10余國華僑中廣泛宣傳祖國抗日的重要性。

抗戰勝利后，國外僑胞積極支持祖國人民反對內戰，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司徒美堂不懼怕蔣介石的威脅，拒絕出任偽國大代表。

1947年，司徒美堂在中國致公黨三大后途經香港，與陳其尤、陳演生等同志有較多接觸，對致公黨三大恢復黨組織表示支持。在1948年底，先生返回美國，作《答客問——號召美洲致公堂諸兄弟》數則，開宗明義就是：“號召我美洲致公堂諸兄弟一致加入中國致公黨，集中力量，共同努力。”

響應“五一口號”

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發出“五一口號”，其中第五條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及民主人士一起，發出“五五通電”，響應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號召；6月9日至10日，又單獨在香港《華商報》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宣言》，旗幟鮮明地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五一口號”。9月，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國飯店7層的航空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華商報》《大公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等10余家報社記者發表國是主張，響應“五一口號”。

1949年8月應毛澤東主席電邀，81歲高齡的司徒美堂先生回到北京。先生歸國之初，毛主席盛情邀請其一敘。出于安全考慮，當時毛主席并未住在北平城內，而是暫居西郊香山雙清別墅。山路崎嶇難行，考慮到老先生已年過八旬，毛主席特意讓工作人員將一把藤椅加工改造成類似滑竿的“轎子”，抬著老人家進山。做好之后，毛主席還坐到上面，檢驗是不是牢固穩當。就這樣，司徒美堂乘坐著特殊的“轎子”，終于來到雙清別墅，被毛主席攙入客廳之中，共商國是，這就是著名的“坐著‘轎子’上香山”，傳為美談。

不只在去雙清別墅的路上，政協會議期間，周恩來考慮到美堂先生年高足跛，行路多有不便，也指示政協大會秘書處為老先生特制藤椅代步，由工作人員抬著至中南海的會場。美堂先生感動至極，還專門拍攝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留念。

投身建設新中國

作為美洲華僑的代表，司徒美堂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開國大典當日，司徒美堂心潮澎湃，激動不已。他晚年撰文談到了當時的感受：“我還能看見中華民族有昂首挺胸的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幾十年的‘弱國之民’的悶氣。”司徒美堂滿懷著畢生愛國的報國之心，帶著美洲華僑對祖國的一片赤子之情。

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仍懷著極高的參政熱忱，舉凡重要會議，堅持天天出席，不遲到、不早退。他曾說：“如果說過去八十五歲糊涂了，我愿意丟掉六十年，用一個二十五青年人的心。在毛主席領導下再做點工作。我認為我這樣做，做得很好，沒有違背良心。”

1950年5月4日，司徒美堂致信友人，與美洲同胞談論國事，言及自己的學習心態以及汲取新知的渠道，“住居北京期間，獲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及各首長的宏言說論，更使我的思想認識大有進步，許多明白的問題弄得貫通……學到了東西使人愉快，知道了問題，也愿常常與朋友討論，互相切磋，使自己更加受益。”

1955年5月8日，一代愛國僑領司徒美堂溘然長逝，享年87歲。在他腦溢血前的兩小時，還關心著我國出席亞非會議的代表團和周恩來總理的安全。周總理從印尼萬隆會議歸來后，聞聽噩耗即趕往司徒宅，與美堂先生作最后的告別。新華通訊社當晚向全世界發出了訃告，并公布治喪委員會名單，周總理還派專人專機將美堂先生家屬接來奔喪。5月10日，首都各界人士700余人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儀式莊嚴肅穆。周恩來總理主持儀式、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詞。最終，司徒美堂先生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

（本文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致公黨中央黨史研究與黨務工作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朝陽區青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