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期理論刊物《布爾塞維克》

中共中央早期理論刊物《布爾塞維克》于1927年10月至1932年7月出版，其名稱源自俄語“共產黨”的音譯。從這一刊名上，就可以看出中共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密切聯系。

《布爾塞維克》的刊載內容，既豐富鮮活又極具張力，盡顯無產階級政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格局與擔當，同時為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的形成奠定基礎。

關注中國革命的“本土性”與“世界性”

《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方針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納入共產國際倡導的世界革命的普遍性框架，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原則，又逐漸發展出立足中國實際的創新理論，客觀上成為后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基因。

《布爾塞維克》出版期間，正值世界各國“資本主義暫時穩定至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社論坦言“共產主義者雖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但并不承認資本主義已經確實穩定了——這是辯證法的矛盾律”。于是，《布爾塞維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分析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并沒有改變其根本矛盾性——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面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現狀，國內出現“工農失敗以后，中國資本主義已有廣大發展的可能性”的認識誤區，《布爾塞維克》以列寧有關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理論加以回擊：“殖民地國家作為帝國主義的生命線，其工業絕沒有依照資本主義進化道路而發展的可能。”通過列舉英國控制中國海關、日本擴大在魯直二省的軍事力量，及美國加大對南京政府的影響力等事實，說明殖民侵略帶給中國的是發展遲滯甚至倒退。

帝國主義就是“伸著如此之長的‘巨靈之腕’（買辦制度）來剝削中國”。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經過買辦剝削中國，而買辦又經過鄉村中的大地主階級剝削廣大農民。中國的土地革命不僅要鏟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鄉紳的農村政權，而且要“鏟除帝國主義軍閥統治和剝削的根基”，這才是“對于列強帝國主義的一個最嚴重的致命的打擊”。

因而，《布爾塞維克》得出結論：以土地革命為中樞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革命中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國的無產階級必然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削弱。

“權威性”與“自主性”交織

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必須刊布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因此，《布爾塞維克》內容不僅深受共產國際思想的影響，而且直接登載共產國際文件。

據不完全統計，《布爾塞維克》刊發了23篇共產國際文件，主要為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至十一次會議的文件。“國際共產黨大會一切決議及他的執行委員會一切決議，有強迫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力”，這種“權威性”一定程度上容易產生教條化傾向，如在文章中盲目照搬與中國現實脫節的“城市中心論”等觀點。

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種世界性革命組織的動態，是《布爾塞維克》關注并登載相關文件以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體現。如《第二次太平洋勞動會議的總結》一文指出，中國與太平洋諸國存在同樣的工會運動弱點，即“不能充分領導經濟斗爭”“要警惕改良派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注意多與黃色工會斗爭以爭取工人群眾的擁護，加強經濟斗爭與政治口號的運用”。正是根據赤色職工國際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決議和指示，《赤色工會在現狀階段中的作用與任務》一文提出：“中國赤色工會的任務是在最主要的產業中擴大赤色工會的影響，同時加強經濟斗爭與政治口號運用。”

《布爾塞維克》還全方位報道了中共發動的一系列農村武裝暴動及蘇維埃政權建設。1928年1月，在報道江西工農暴動的割據局面時，該刊提到：“遂川又于四日被寧岡的袁文才和毛澤東部農軍攻下，農民亦自動手的（地）作殺土豪劣紳等工作。”8月，又詳細介紹了湘東、贛西的分配土地、成立手工業委員會及建路建塘壩等蘇維埃建設。此外，《布爾塞維克》多次分析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豪紳及農民等對革命的不同態度。這些就成為“打土豪分田地”“工農武裝割據”“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等中共“自主性”的肇始。

“世界革命”與“民族革命”的調適

根據列寧“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兩大營壘”的觀點，《布爾塞維克》分析“歐戰后的英、法、美、意、日等少數列強是壓迫民族，除蘇聯外的其余的國家都是被壓迫民族”，因此，殖民地問題實際上是“世界范圍的民族問題”。又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利用武力操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政局，使得被壓迫民族的國家社會結構發生巨變，被壓迫民族應聯合起來與帝國主義抗衡，為建立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基礎而奮斗。

1928年2月2日至15日，印度從孟買開始了遍及全印度的反英革命運動。《布爾塞維克》迅速轉載路透社等消息，將此次運動稱為印度的“五卅運動”，并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作出展望：“受帝國主義壓迫不減于甚至更甚于中國的印度民眾，從這次印度的‘五卅運動’開始，必將爆發更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以至于求得勞動階級的印度之徹底解放為止。”

將民族主義訴求與國際主義目標結合的視角，為抗戰時期中共革命重心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提供了必要的輿論準備。

總之，《布爾塞維克》是中國革命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互動的產物，是中共獨立探索革命話語的起點。其革命話語的“世界性表達”不僅是對國際共運理論的繼承，更是在全球視野下基于本土實踐的理論探索。

[作者系華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布爾塞維克》與中國共產黨革命話語構建研究”（23BDJ07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