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各地報紙的社論大都署有作者的名字，但張季鸞自1926年11月7日接辦新版《大公報》起，即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寫社論概不署名，以示社論乃代表報館發言，并非個人主張，此后各報紛紛效法。張季鸞身體力行，在《大公報》上寫文章從不署自己的名字，并使之成為定制。

1935年1月17日，張季鸞在《大公報》發表《我們有什么面子？》，文中寫道：“我們從在天津辦報以來，因力戒個人賣名的惡習，報上作文字，不惟（唯）不署名，并且不涉及作者個人的一切，現在《大公報》仍然守著這個習慣。”他指出：“記者要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虛榮，始能不避權貴，而主持公道。《大公報》社論向不署名，亦欲避名就實也。”

張季鸞從1911年擔任《民立報》編輯，1926年擔任《大公報》總編輯及社論主筆，到1941年病逝，30年間共撰寫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絕大多數為時評、社論，可以說，《大公報》的大半社論出自他一人之手。

張季鸞的社論選題范圍廣，從百姓疾苦到政府腐敗，從時局變化到前方戰事，從國內事變到國際形勢，幾乎均有涉及。他“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針砭時弊、議論國是，代民立言，論事析理、入木三分，不偏不倚、獨立不羈，以鮮明個性彰顯出“文人加報人”的職業理想與職業追求。（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