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當時，英文打字機已經普遍應用，而中文只能靠人工謄抄，很影響記錄效率。一次課后，他攔住外籍教授追問：“為何現在漢字如羅馬字那樣便利了？”老教授掏出銀質字母尺比畫，告訴他：“文明需要合適的工具。”這個比喻深深地打動了他，周有光決心改變現狀。

20世紀30年代，周有光在銀行工作時，他的西裝口袋里總揣著自制卡片。算盤聲停歇的間隙，他便記錄方言發音，用自創符號標注聲調。就連在匯豐銀行金庫清點銀圓，他也對著保險柜編號思索——字母與數字的組合，正是簡潔的符號系統。

1948年底，周有光與妻子張允和游歷歐洲。在大英博物館里，他抄錄希臘文字和古埃及文字，試圖解讀象形文字意義與結構；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內，他同時調閱拉丁語系和斯拉夫語系文獻；在意大利龐貝古城廣場的商城里，他淘到19世紀語言學家手稿。歸程行囊里，整箱各國字母史料格外沉重。

1954年，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整個世界的字母情況，周有光整理20載積累，出版了專著《字母的故事》。在第二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本在后排記錄的他，因“注音符號存廢”之爭被點名。他侃侃而談，論證嚴密，為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開辟了一條坦途。

后來，周有光擔任了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研究室主任，并參加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為我國漢語拼音發展貢獻了畢生力量，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