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左）在延安機場交談。

1946年10月18日，國、共及第三方面代表在上海討論恢復和談的具體步驟。前排左五為周恩來，二排左一為黃炎培。

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畢生以救國愛國為己任，為抗日救國、新民主義革命吶喊疾呼、建言獻策，成為愛國民主人士建言資政的典范。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黃炎培秉承孫中山“三民主義”政治理念，全力投入抗戰，擔任國防會參議員，發起創建民盟、民建。

新中國成立后，黃炎培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先后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建言獻策，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疾呼抗戰

1931年4月22日，黃炎培從日本考察回國途中，得知日本將于本年對中國用兵。5月29日，黃炎培到南京，將日本積極備戰、蓄意侵華的意圖面呈蔣介石及外交部長王正廷。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黃炎培代表抗日救國研究會面見蔣介石，陳述對時局的意見。

1932年1月13日，日軍侵占東北三省之后，再度進犯錦州。黃炎培和熊希齡、馬相伯、章太炎等60余人，以中國國難救濟會名義通電全國，及南京政府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主張“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斗”。4月，黃炎培和史量才等組織“國難會”，并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

1936年5月16日，黃炎培等以上海文化界名義電請蔣介石，速定對外方針，團結各方，一致御侮。

1937年7月，日軍全面侵華，黃炎培“職教救國”的理想破滅，認識到“職業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問題。根本問題不能解決，職業教育亦無辦法”，開始致力于解決根本問題——政治。黃炎培義無反顧、全力投入到全民族抗戰的洪流當中，“十四年來的心力，徒為抗敵救國耳”。

1937年8月20日，國民參政會成立，黃炎培被國民政府聘任為國防會議參議員，同時被推為上海市抗戰敵后援會主席團主席。擔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時，黃炎培認定了助成政府與民眾合作、助成各黨派間合作兩大任務。8月底，黃炎培和梁漱溟、江問漁、晏陽初面見蔣介石，請求發動群眾參加抗戰。11月，淞滬會戰失敗，黃炎培離開上海赴武漢。12月22日，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建言湘省主席張治中，遇事應處以公正，不便宜因黨派不同有所偏袒，并力陳既欲抗戰到底，必須國共切實合作到底。

1937年12月下旬，黃炎培讀到《毛澤東自傳》和毛澤東論中日戰爭的文章，十分敬佩。1938年5月19日，黃炎培應邀到武漢生活書店演講，在那里結識了周恩來，并陸續認識了秦邦憲、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等共產黨人。8月，黃炎培邀請周恩來在《國訊》上撰寫抗戰文章。周恩來收到邀請后，歷時一個多月，完成了《今年抗戰的新形勢與新任務》一文，在《國訊》分三次連載刊行。1940年9月29日，中華職業教育社邀請周恩來在“青年星期講座”進行《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的主題演講。

從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為了挽救國族危亡，喚醒民眾，黃炎培在成都金陵大學以“中華復興”為主題作了十次演講，史稱“中華復興十講”。“中華復興十講”對抗戰局勢、中國、日本和亞洲的情況進行了系統分析，論述了我國積弱的國情、社會病灶，預測了未來戰爭的走向，從復興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高度，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復興的“周期率”，號召中華民族團結一致、以死抗戰，在對日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極大地振奮了人心。

建言國共和談

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作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提出建立聯合政府。黃炎培讀到了《論聯合政府》，很想為國共談判作一些推動。5月25日，黃炎培聯合11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向蔣介石建議，敦請中共恢復國共和談。

6月18日，中共中央電復7位參政員，邀請他們去延安商談國是。6月27日，7名參政員在征得蔣介石同意之后決定訪問延安，定于7月1日成行。

7月1日到7月6日，黃炎培等6名參政員參觀了延安，對邊區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風土人情進行了考察，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期間，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周期率”談話。

參政員回到重慶后，8月14日、20日，蔣介石兩次致電“邀請”毛澤東赴渝未果。8月21日，國民黨邵力子、張群和王世杰宴請訪問延安的6位國民黨參政員，征詢他們對國共和談的意見。黃炎培知道這是蔣介石諉過的手法，便說：“蔣主席僅發邀毛來渝，雖見懇切，尚不夠。必須在日本簽和約后立辦數事：言論解放了，身體自由了，特務取消了，政治犯釋放了，各黨承認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會議，抗戰之初數度邀集會議會談，今結束了，勝利了，難道不應有一度召集。況國防最高委員會非政組不可，抗戰建國綱領非重訂不可，何不自動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無所表示，大好機會又逸去矣。”

8月2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拉開了重慶談判的大幕。9月14日、25日，國共雙方談判代表兩次向民盟領導人通告談判的進展情況，并聽取民盟領導人的意見。黃炎培建議國共兩黨應一面繼續談判，一面就著手準備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即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意見被國共兩黨采納，被寫進“雙十協定”當中。

新中國成立后參政議政

1949年8月8日，新中國成立前夕，黃炎培提出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化私為公”的新方向，建議把職教社所辦的各種事業和學校“依其必要和可能，歸之于公家”“它的社本部，改為全國職業教育工作人員和職業教育研究者研究總機構，隸屬于人民政府全國教育行政系統之下”。從1951年到1956年，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中華職業學校、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比樂中學、昆明中華業余學校等社辦事業和學校相繼歸公。

1949年10月15日，72歲高齡的黃炎培欣然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和財經委員會委員。黃炎培說：“我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該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從1949年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期間，黃炎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為完成國家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等重大政治任務建言獻策。

1953年10月，國家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和民建、工商聯的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黃炎培表態說，愿意“為光榮地執行主席又一次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珍貴指示努力”。毛澤東回信嘉勉他，并指示工商界可以采用“自我批評”這個方法。黃炎培立刻在民建中采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推動民族工商業者進行自我教育。1956年，我國勝利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黃炎培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重慶市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統一戰線歷史重慶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