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第七屆中英庚款留學生在俄國“皇后號”郵輪上。后排右三為郭永懷，前排左一為林家翹，前排左五為錢偉長。

一九五六年，郭永懷、李佩夫婦(左一、左二)搭乘郵輪回國。

郭永懷是第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科學家。2018年7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已正式向國際社會發(fā)布公告，編號為212796號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為“郭永懷星”。

郭永懷自1940年起先后赴加拿大和美國學習工作16年，1956年10月偕夫人李佩、女兒郭芹回國，用生命和熱血踐行了留學報國、以身許國的誓言！

庚款留學一波三折

1939年5月1日和23日，《申報》先后刊登“中英庚款會留英考試十日開始報名七月下旬開始”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招考第七屆留英公費生通告第一號》，郭永懷知道消息后，報名參加了考試。

8月24日，考試結(jié)果揭曉。郭永懷、錢偉長兩人被錄取到物理應用彈力學專業(yè)。但赴英國留學并未順利成行。《申報》于1939年9月5日報道：“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本年考選第七屆公費留英生，共錄取物理等各學科及格生二十四名，原定于本月十六日集中香港，領取護照及服裝費，乘預定之英輪赴英。近日來歐洲戰(zhàn)事爆發(fā)，軍運繁忙，該輪被英軍當局征用，留英生出國又發(fā)生問題，不得不酌予延期。惟據(jù)記者向英商航業(yè)方面控悉，目前任何人員欲乘外商輪船出洋，恐非易事，故預料本屆留英公費生出國，短期內(nèi)恐難成行云。”

當中英庚款會做好所有準備時，郭永懷卻和同學們一起選擇了放棄。據(jù)錢偉長回憶道：“當時，我們一行登上了俄國‘皇后號’，中英庚款會的負責人把護照發(fā)給我們，他倒是好意，說你們過日本的時候，息船3天，可以到橫濱去玩玩。一看簽證，我們就火了，日本占領我國領土，我們受了那么多苦，還簽證跑那里干什么？當場有留學生就把護照扔進黃浦江里了，22人拎著行李全下了船。最后，那位英國人承認了錯誤。他說我們不懂得你們中國人的愛國心。”

1940年8月初，中英庚款會再度將郭永懷等留學生召集于上海，坐郵輪赴加拿大，因正值二戰(zhàn)，英國頻遭轟炸，為保護知識精英，周培源將他們推薦給英屬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郭永懷等人于9月中旬抵達，這是多倫多大學首批接收中國研究生。

郭永懷在應用數(shù)學系學習，他進步飛速，在英聯(lián)邦應用數(shù)學知名學者辛格教授的指導下，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可壓縮粘性流體在直管中的流動》的論文，并取得碩士學位。

20世紀40年代初，國外航空工業(yè)蓬勃發(fā)展，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其標志之一就是飛行速度不斷提高，達到每小時700公里。但在嘗試進行跨音速飛行（約每小時1200公里）時，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飛機一達到這種速度，駕駛員會感覺到一系列蹊蹺現(xiàn)象：飛機受到的阻力劇增，支撐飛行的升力驟降，舵面失靈，頭重尾輕，甚至機翼、機身發(fā)生強烈振動。人們稱之為“聲障”。許多勇敢的飛行員試圖逾越這一障礙，卻機毀人亡。

郭永懷想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向辛格教授表示要研究一個更難的題目：可壓縮流體跨聲速流動的不連續(xù)問題。

科學研究取得巨大成就

1941年5月，郭永懷來到著名的國際空氣動力學的研究中心——美國西岸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繼續(xù)深造，在馮·卡門教授的指導下開展研究工作。

郭永懷的研究方向是空氣動力學的前沿問題——跨聲速流動不連續(xù)解的研究。師兄錢學森已于193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留在導師馮·卡門身邊工作，被聘為助教。錢學森有時會作為“小導師”指導郭永懷。錢學森、郭永懷、錢偉長是馮·卡門最為得意的弟子，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深得馮·卡門的喜歡。馮·卡門曾經(jīng)說：“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匈牙利人和中國人，我是匈牙利人，我的助手是中國人。”

1945年，郭永懷完成論文“跨聲速流動不連續(xù)解”，破解聲障這一世界難題，并因此獲得博士學位，被加州理工學院特聘為研究員。

1946年，郭永懷在馮·卡門的大弟子西爾斯盛情邀請下，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創(chuàng)辦航空研究院。而錢學森則選擇去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兩校都在美國東部，而加州理工學院在西部。于是兩個年輕人開著車穿越大半個美國，自西向東3000多公里，從加州一路開到波士頓。據(jù)錢學森回憶道：“有這樣知己的同游，是難得的，所以當他到了康奈爾留下來，而我還要一個人駕車繼續(xù)東行到麻省理工學院時，我感到有點孤單。”

1946年，郭永懷和錢學森合作發(fā)表了“可壓縮流體二維無旋亞聲速和超聲速流的混合型流動及上臨界馬赫數(shù)”重要論文，首次提出了上臨界馬赫數(shù)概論，并得到實驗證實，成功解決了跨聲速飛行中的空氣力學理論問題。

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1947年美國制造出人類第一架超音速飛機，人類首次實現(xiàn)了跨聲速的飛行。1949年，郭永懷為解決跨聲速氣體動力學的一個難題，探索開創(chuàng)了一種計算簡便、實用性強的數(shù)學方法——奇異攝動理論，就是著名的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個英文字母，這種方法在許多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由于在空氣動力學和應用數(shù)學方面的卓越表現(xiàn)和貢獻，郭永懷聲名大振，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科學家，受到美國高校和科技學會的追捧，并進入美國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還被聘為美國數(shù)學學會會員。

要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美麗的山河

新中國成立前夕，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的進步組織——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每逢協(xié)會集會，大家談論得最多的，還是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郭永懷侄女郭淑娥回憶道，新中國成立后，叔父每封信都充滿對新中國成立的歡欣和渴望回到祖國懷抱的企盼。

其中一封信這樣寫道：

我身在國外，心卻早日飛回了祖國，我時時刻刻惦念著家鄉(xiāng)，思念著祖國，我多么希望能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用來為祖國效勞。我常想，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在異國他鄉(xiāng)扎根呢？為什么不把自己的所知所學用于建設自己的國家呢？現(xiàn)在的條件還不成熟，我希望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國家。

郭永懷侄子郭輝遠曾問郭永懷，為什么要放棄美國優(yōu)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而要求回國？是從什么時候決心回國的？郭永懷嚴肅地對他說：“學習知識就是為了報國，目前條件差我們可以改變。1949年4月21日，我聽到解放軍渡江時，用大炮轟擊無視警告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事件），我感到中國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有希望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回國。”

時機終于來了！1955年8月，日內(nèi)瓦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經(jīng)過中國政府努力，美國政府終于取消禁止中國學者出境的禁令。在此之前，周培源、錢偉長等人已在1947年繞道歐洲回國。錢學森也于1955年回到祖國。

當時，郭永懷在美國的月薪高達800美元，居住的是三層小洋樓，工作生活條件優(yōu)越，待遇豐厚。但他迫切想回國報效祖國。錢學森回國后，郭永懷更坐不住了。

郭永懷的妻子李佩教授說：“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盤算著回國的事。美國的許多朋友，包括已經(jīng)加入美籍的華人朋友勸他，康奈爾大學教授的職位很不錯了，孩子將來在美國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為什么總是掛記著那個貧窮的家園呢？不勸倒罷，勸的人越多老郭越來火，他說，家窮國貧，只能說明當兒子的無能！”

1953年，郭永懷在康奈爾大學任教已七年，按照美國大學規(guī)定，可以帶薪休假半年。郭永懷本想利用這個假期以赴英國講學為名，取道香港回國，但在美國移民局的阻撓下，郭永懷的赴英簽證被取消，計劃未能實現(xiàn)。

郭永懷提出回國的想法后，他的行動受到限制和監(jiān)視。1955年，郭永懷回應道：“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想走的時候就要走！”為阻止郭永懷回國，美國找借口傳訊其夫人李佩一年之久。

1956年2月2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遠隔重洋寫信向郭永懷疾呼：快來！快來！這里才是真正科學工作者的樂園！他將郭永懷在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還讓郭永懷將計算機帶來、電冰箱帶來，多帶書！多帶人回來！

為盡快回國，郭永懷聘請律師與移民局交涉，美國政府被迫放行。當時美國法律規(guī)定未公開發(fā)表的科研論文手稿，即便是個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允許帶出美國。為避免麻煩，更為表明回國的堅定決心，在回國前夕，郭永懷在房后院中燒掉了他積累十多年的科研資料和講義文稿。李佩回憶道：

老郭的所有文稿，都十分規(guī)范，這是他多年心血的結(jié)晶啊！當我發(fā)現(xiàn)他在含淚焚稿時，急了，大聲制止他，沒想到他竟平靜地說，這些東西是帶不走的。燒了，省得麻煩。其實也都早就在我腦子里了！第二天，康奈爾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院長為我們餞行，是一個大型野餐會，老郭又當眾燒毀了他的一部即將完成的書稿……

1956年8月，郭永懷一家離開伊薩卡小鎮(zhèn)，經(jīng)美國西岸候船西渡，9月，他們終于搭乘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郵輪，開啟了回國的旅程。當所有乘客已上船等待起錨時，一群身著制服的美國人大肆搜查物理學家張文裕的行李，為此，輪船延遲起航近兩個小時。李佩說：“船上有幾個著深藍色制服的彪形大漢專門檢查中國人的行囊，后來才知道，他們原來是美國移民局和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我這才知道老郭為什么要全部燒毀他的文稿了……”

1956年9月30日，郭永懷終于回到闊別16年的祖國。剛下船，前來迎接的何祚庥帶來了錢學森的信件：“今天是你足踏祖國土地的頭一天，也是快樂生活的頭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國吧！我個人還更要表示歡迎你……我們拼命歡迎的，請你不要使我們失望。”

1957年6月7日，郭永懷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我為什么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詳細闡述了自己對美國社會的見解以及抒發(fā)了自己對祖國的無比熱愛。

郭永懷在文中寫道：

我是在對日抗戰(zhàn)的初年，因為自感救國無門，帶著慚愧的心情跑到了國外。從那時起到去年歸國時止，在加拿大和美國共住了十六年，在美國一共是十五年。在美國這十五年里，前五年是讀書和研究，后十年加入戰(zhàn)后康奈爾大學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在這十年里，一面學習，一面教學，從外表看來，尤其是在美國人眼里，我在事實和精神上，已被認為是康奈爾大學的一部分。所以去年在我剛辭去學校里的職務時，許多朋友都覺得很奇怪，為什么我放棄這樣一個悠閑自得的學術生活，重新走上這樣一個“渺茫”的前途呢？

郭永懷的回答很簡單：一是他要自己和家人在一個有自尊心的環(huán)境里成長，不但如此，只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里，青年們才能自由發(fā)展，才有自由擇業(yè)的機會。二是在異國居留，不管住多久，總是作客，相反的，祖國已非昔日可比，在共產(chǎn)黨領導之下，不到七年就把一個老大古國變成一個偉大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取消了剝削制度，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保障了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一切權利。追求自由的人們，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選擇是很明顯的。三是美國對中國的友好對象，不是中國的廣大群眾，而是為美國服務的少數(shù)人。中國從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來，廣大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頭，有了辦法，有了保障，這個保障便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回到祖國，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美麗的山河。

回國后，郭永懷將賣掉國外汽車、洋房的全部所得48460元人民幣，全部捐給了國家。當時，2000元就能在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1名普通工人1個月的工資僅二三十元錢。郭永懷還把從美國帶回的所有書籍、資料都交給力學所，就連他視為寶貝的手搖桿計算機也提供給所里。不僅如此，家中的冰箱等電器也都搬過去供大家使用，力學所已成為郭永懷回國后的第二個家。

心有大我 誓死無憾

回到北京不久，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郭永懷，問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懷焦急地說道：“我想盡快投入工作……”出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后，郭永懷爭分奪秒搞科研，沒有娛樂活動、沒有休假，甚至不午休。共和國十周年大慶，收到國慶晚宴請柬的郭永懷考慮再三，向周總理寫信請假，原因是研究工作進度極為緊張，周總理深受感動，同意了他的請求。

1960年3月，在斷絕了所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中央決定自行研制核武器，105名專家學者組成一支特殊隊伍。郭永懷受命擔任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負責原子彈的理論探索和研制，和王淦昌、彭桓武組成了中國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在原子彈的選型上，郭永懷權衡國際核技術發(fā)展和我國實力，以及有利于我國核技術長遠發(fā)展的諸多因素，提出“爭取高方案，準備低方案”，并以高級的“內(nèi)爆”型方案為主攻研制方案，得到參與科學家們的一致認同，成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最終研制方案。

為加快核武器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決定將集中在北京的專業(yè)研究隊伍，陸續(xù)遷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該基地海拔3800多米，氣候極其惡劣，生活物資極度匱乏。但郭永懷和他的同事們克服一切困難、孜孜以求。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繼美國、蘇聯(lián)、英國、法國之后，世界上第5個擁有核武裝的國家。1965年5月，我國第二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1967年6月，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在參與原子彈和氫彈研制的同時，郭永懷在我國衛(wèi)星、導彈技術方面均作出重大貢獻：在衛(wèi)星技術方面，他做了很多關于回收技術的前期開創(chuàng)性工作，對我國衛(wèi)星、飛船安全再入大氣層順利回收的研究作出貢獻；在導彈方面，他作為超小型地空導彈技術負責人，研究了導彈飛行過程中空氣離解、氣動加熱及導彈頭燒蝕等物理現(xiàn)象，他還擔任一種單兵肩扛式防空導彈的總設計師，僅用不到半年就制成了這種超低空的地空導彈。

1968年10月，在青海金銀灘核武器研制基地整整待了兩個多月的郭永懷，正進行著中國第一顆熱核彈頭發(fā)射試驗前的準備工作。12月4日下午，郭永懷發(fā)現(xiàn)了一條非常重要的數(shù)據(jù)線索，為了趕時間，他決定乘坐當晚蘭州民航的飛機直飛北京，加以詳查。當年，飛行條件簡陋、安全系數(shù)低，出于安全考慮，同事們勸他改乘火車，他卻笑著說：“飛機快，我只要打一個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剛好匯報工作……”

然而，意外發(fā)生了，12月5日早上，當飛機飛臨北京機場，距地面約400米時，突然失去平衡，一頭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頃刻間火光漫天，飛機墜毀……

搜救人員到達后，發(fā)現(xiàn)有兩具燒焦的尸體緊緊相擁，在兩人胸腹間保護著一個依然完整的公文包，包內(nèi)裝著一份完好無損的熱核導彈試驗數(shù)據(jù)文件。

同事們通過殘破的手表辨認出，遇難者就是郭永懷和警衛(wèi)員牟方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們選擇用身體護住對祖國有重要價值的絕密文件。

正是依據(jù)這份文件，1968年12月27日，在郭永懷犧牲后的第22天，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爆成功！

郭永懷用留學報國的赤誠初心和以身許國的奉獻精神踐行了他的誓言：“作為新中國的一個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別是作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國早一天強大起來，永遠不再受人欺侮！”

（本文作者趙薔系致公黨中央黨史研究與黨務工作委員會委員、貴州省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副會長、貴州省人民政協(xié)理論與實踐研究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