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尤

陳其尤曾任中國致公黨第五、六屆中央主席，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有過兩次身陷囹圄的經歷，是一位頗具傳奇的歷史人物。

廣州起義中：死里逃生

1892年陳其尤出生在廣東省海豐縣的陳姓望族，當地以陳姓家族為核心形成名為“東笏社”的宗族勢力，因此雖然早年喪父，但在東笏社的家族蔭護下，陳其尤依然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19歲時的他接觸到了鄒容的“革命軍”小冊子，讀得熱血沸騰，思想上逐漸轉向進步。

1911年正月，剛滿20歲的陳其尤離開家鄉，赴廣州博濟醫學堂學醫。博濟醫學堂幾經變革，現為中山大學醫學部，是我國最早的西醫學府，1886年孫中山也曾在這里入讀學醫，并開始革命運動，自稱“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以醫術為入世之媒”。因此博濟醫學堂不僅開創中國西醫教育的先河，名醫輩出，同時也是反清革命思想的“鼓吹之地”。

毫不意外的是，陳其尤在這里加入了同盟會，義無反顧地走上推翻清廷這條“逆天改命”的道路。

加入同盟會的當年，陳其尤就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

雖然剛剛入會，但陳其尤年輕肯干，革命熱情極高，頗受起義領導人的器重，被委以重任——率一隊起義軍進攻廣州警察教練所，不僅如此，在即將行動的前一刻，起義指揮機關還將位于西湖街始平書院的炸彈槍械儲藏所交給他管理。

由于起事倉促、計劃不周，起義很快就遭到鎮壓而失敗，陳其尤這一隊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動手就遭到清軍包圍。陳其尤趁亂逃脫至學府街的廣府學堂，躲進寄宿生宿舍，可第二天還是被全城大搜捕的清軍搜到，旋即遭到逮捕。

清廷官員一連審問數日，陳其尤一口咬定自己是學生，堅稱只是來此躲避戰亂，恰巧被捉。而此時學堂里早就空無一人，也沒有人能來指認，幸好當初為了行事方便，還沒有剪掉辮子，不想這時竟成了“護身符”，再加上陳其尤本身就是地道的廣東人，清廷官員實在找不出什么瑕疵，只好放人。

獲釋后陳其尤迅速離開廣州，前往香港。

駐港期間：創辦“致公俱樂部”

1912年滿清政府被推翻，民國建立，陳其尤“以有功民國名義，資送出國”，進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政治。

1916年，陳其尤畢業回國，先后在北洋政府財政部、粵軍司令部以及福建、廣東等處任職，直到1925年中國致公黨成立，成為致公黨香港分部負責人。

1925年中國致公黨在舊金山成立，香港設立“致公俱樂部”作為支部，陳其尤為創辦人之一。1931年致公黨二大在香港召開，陳炯明被選為總理，標志著致公黨的領導機構從海外轉到中國。1933年陳炯明病逝，致公黨一時沒有接任的領導人，領導機構由中央干事會維持，這時陳其尤進入中央干事會，參與黨務工作，不想一封來自南昌的電報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發報人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曾是陳其尤在北伐時期粵軍里的舊相識，此時正在江西圍剿紅軍。這次邀請陳其尤赴南昌，打算在南昌行營給他安排個官職，主要目的是想利用其在粵港以及海外的人脈關系，籠絡陳濟棠等南方軍閥勢力，好進一步穩定南方，解決后顧之憂，順便爭取更多的海外支持。

陳其尤宦海游歷多年，深知其中利害，也深知蔣介石“為人陰鷙”，所以力辭不就。蔣介石強留不住，又不愿輕易放手，最后讓他戴了個“駐港代表”的頭銜返回香港。

抗日戰爭期間：揭發貪腐

陳其尤對權貴家族劣跡深惡痛絕，幾經權衡，還是決定不顧個人安危，借轉交專電的機會，向蔣介石“實名舉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港倒賣軍火、侵吞大量回扣等倒行逆施，揭發其大肆貪腐、大發國難財的種種行徑。

舉報的結果毫不令人意外——蔣委員長把舉報信交給了被舉報人孔祥熙，孔祥熙見信大怒，以辭去財政部部長、公開國府丑聞相要挾，要求嚴辦陳其尤。于是，為了掩人耳目，蔣介石發了封電報，要陳其尤速來漢口議事。陳其尤冒著被日機擊落的風險，坐飛機抵達漢口，結果一到漢口就遭軍統特務扣押，徹底失去自由。

蔣介石派人到漢口，對陳其尤威逼利誘，要他主動撤銷揭發，保證不得向國外散布不利于所謂“黨國”的消息。陳其尤不為所動，在得知香港的妻子鄭潔貞也遭到特務的恐嚇監視后，“一時大受刺激”，給蔣去了封長信，痛責蔣的無恥無信無義。

不久漢口陷落，陳其尤被轉移到貴州息烽集中營繼續囚禁，事后多年才得知，當時關押在一起的還有楊虎城，兩人相距咫尺而不知。

身困重慶期間：傾向共產黨

1941年，隨著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的形成，國際反法西斯形勢發生逆轉，中國的國際環境大為改善。當初囚禁陳其尤主要是擔心他揭露黨國內幕，影響國際觀瞻和國際援助，現在基本沒有了這個擔憂，于是，在不明不白地關押了三年之后，陳其尤被釋放。

由于再次拒絕了蔣介石許以的要職，獲釋后又被列為監視對象而移交到陪都重慶，僅被允許在市區范圍內活動，只能說比軟禁稍好一點。身困重慶的陳其尤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讀書看報，其間接觸到很多“共產黨書報和毛主席言論”，思想上開始傾向共產黨。

司徒美堂受蔣介石邀請訪問重慶時，專門與陳其尤會面，兩人在恢復致公黨活動等方面達成共識，司徒美堂支持陳其尤盡快回香港，“召集海內外同志復員致公黨”。就在這時，陳其尤偶遇在重慶掛牌行醫的黃鼎臣，而這次相遇才真正開啟了恢復致公黨的活動。

其實歷史上黃鼎臣的身份還比較特殊，他早年留學日本，很早就在東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國后在上海因從事抗日活動而被捕，出獄后由于聯系人叛變而與黨組織失去聯系，被動地成為一名“黨外人士”。在重慶行醫期間，黃鼎臣還兼任《新華日報》社、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等處的“醫藥衛生顧問”，事實上在為重慶中共地下黨工作，直接受周恩來領導，而他在重慶最大的貢獻就是結交陳其尤，促成致公黨與共產黨的聯系，并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幫助恢復致公黨的活動。

正是起源于這段經歷，黃鼎臣日后也成為致公黨的領導人。

1946年年初，陳其尤設法從重慶脫身，回到香港，與黃鼎臣、伍覺天等一道整理黨務，接受中共華南局連貫、許滌新等人的直接指導，籌備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帶領致公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政黨”。

（作者系致公黨中央黨史委成員、安徽省蕪湖市鳩江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