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到20日，由李宗仁以國民黨政府“代總統”名義派出和平商談代表團赴北平與共產黨開展了“和平談判”。和談結束后，和談代表團代表、顧問、秘書、工作人員，加上李宗仁的私人代表2人，約30人，全部留在北平。稍后，其中18人參加了民革。

南京和談代表團在和談后留在北平、后來參加民革組織，是重要的歷史事件。

1949年4月1日和談代表團抵達北平

代表團成員有18人參加民革

代表團代表6人，其中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李蒸、劉斐5人參加了民革，章士釗1人未參加民革；代表團顧問4人，即屈武（中共黨員）、劉仲華（中共地下黨員）、李俊龍、金山（中共地下黨員，電影明星，負責聯系南北通航），其中屈武、李俊龍2人參加民革（屈武因為統戰工作需要而參加民革）；秘書長盧郁文參加了民革。

和談代表團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名單有不同的記載，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尚待進一步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部分人員中，余湛邦、張豐胄、張立鈞、蕭金平、陳樹華、楊公庶、雷仲仁、袁永竹這8個人參加了民革。

現有的研究文章尚未提供一個和談代表團工作人員權威的完整名單。

事實上，參加了談判、未列入代表團正式成員的，還有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黃啟漢、劉仲容2人，他們不是和談代表團正式成員，但在談判中發揮的作用并不亞于正式代表。

這兩個人后來也參加了民革。

人民日報對和談的報道

留在北平的原因

最后確定的《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被國民黨方面看作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投降書，蔣介石指責“文白無能”，更有許多國民黨頑固派如特務毛森等公開揚言要“手槍對著”和談代表團代表。所以，和談代表團成員都不敢貿然回去南京，擔心回去必遭國民黨特務的毒手。

黃紹竑4月16日奉張治中之命和屈武二人返回南京報告談判結果之后，受到國民黨內巨大壓力，深感留在南京安全沒有保障。他打電話給在北平的張治中，告知自己已經辭去和談代表職務，并決定走避香港。和談代表團成員一時人人自危，提心吊膽。

當和談代表團內部協商去留時，大家異口同聲表示希望留下，張治中則說：我是首席代表，我必須回去復命。邵力子當即批評他：你回去“再作犧牲，毫無意義”。

得知和談代表團處境尷尬、進退兩難，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立即熱情挽留和談代表團成員，希望他們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周恩來安排南京、上海的地下黨將張治中全家9人全部乘坐南京政府派到北平迎接和談代表團的飛機飛到了北平。共產黨人的寬宏大量和周到安排，讓和談代表團所有成員十分感動。

和談代表團成員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多次零距離接觸，通過深度交流，他們深深感到，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身上，跟著共產黨才有光明的前途。4月9日到1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先后接見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李蒸、盧郁文等，談話后代表團內氣氛熱烈，人人都稱贊共產黨的政治水平。劉斐、黃紹竑對毛澤東贊不絕口，稱贊他“極懂得談話的藝術，輕松而又深入”“與蔣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蔣的領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領袖是人人衷心擁護的”。

中共方面還安排和談代表團成員和李濟深、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等原國民黨高層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黃炎培等進行了深入交談，從他們的身上得到了啟發。中共方面還安排和談代表團成員在北平參觀游覽、會見親朋好友。所到之處、所見所聞，都是正氣昂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樂業，他們自然而然地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南京作出比較，他們總結道：相比之下，一個是腐敗昏暗，一個是廉潔光明。

和談過程也讓代表們認識到，國民黨方面所謂和談，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蔣介石和桂系權力斗爭的體現。桂系貌似在爭取和平，實際上他們只是企圖借助共產黨的力量逼迫蔣介石交出權力，而蔣介石的目的只是爭取時間準備再戰。而白崇禧一再表示的所謂希望與共產黨合作反蔣，實際上只是一個騙局。

代表團代表們越來越發現自己受到了蔣介石和桂系兩派的欺騙和愚弄。而共產黨始終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緩兵之計洞若觀火，不僅一開始就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緩兵之計保持警惕，一旦發現爭取桂系和平起義的目的不能實現，便立即發出“最后通牒”，隨后4月20日發起了渡江戰役，并向全國進軍。在四川、云南等各地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紛紛起義投誠的同時，仍負隅頑抗的反動軍隊全面潰敗，特別是桂系軍隊遭到了全軍覆沒的下場。

和談期間中共方面一再強調：談判不成功解放軍要過江、成功也要過江，共產黨必然勝利和國民黨必然失敗的現實和前景深刻地教育了和談代表們，使和談代表團全體成員毫不猶豫地作出了選擇。

為什么參加民革

和談代表團留在北平不久，大多數成員參加了民革組織。這是為什么呢？

和談代表團大多數成員參加民革組織，首先是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支持，也體現了他們對民革組織的認同和支持。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革從成立起就成為國民黨民主派的一面旗幟，成為國民黨內最有號召力的反蔣革命組織。

李濟深在香港創立民革組織的消息一傳開，在國民黨內許多人中間就形成了一種認識：要起義，找民革；要找共產黨，先找李濟深。所以，當時國民黨內許多重要人物如宋子文、何應欽，都曾到香港見李濟深商討相關問題；李宗仁、白崇禧安排和談代表團中的心腹人員到北平，也是讓他們先找李濟深。

民革作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力量的政治組織，受到了許多原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的信任，許多人都愿意參加民革組織。當時蔣介石反動派還有一部分殘余力量，許多希望為最終完成革命任務貢獻力量的人，也愿意進入民革組織。

也可以說，國民黨內各方面進步人士聚攏到民革的旗幟之下，共同團結在共產黨周圍，順應了革命形勢的潮流和革命事業的需要。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接受共產黨領導人的建議參加民革，與所有原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力量集結在一起，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

周恩來曾經說：“有的同志說，國民黨代表團就那么幾個人，費那么大的功夫，多麻煩！雖然是幾個人，但他們后邊有一群。在他們影響下的軍隊、政府、黨部里邊的人以及公教人員，總共有幾百萬，加上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兒女，就是千把萬。”“他們有代表性，爭取幾個人就影響后邊一大批。”

為民革組織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和談代表團成員參加民革，也為國民黨民主派隊伍的整合、為民革組織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當時不僅從國民黨轉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的人原來分屬許多不同的派系，即使是民革組織，當時也有三個分支，一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一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一是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

1945年10月在重慶成立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主要人物有譚平山、陳銘樞、楊杰、柳亞子、朱蘊、王昆侖、郭春濤等。民聯在解放戰爭期間策反工作成效顯著，國民黨原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也是經民聯人士聯系參加民革的，至今吳石還是民革福建省委會黨員名冊上的一員。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是1946年4月在廣州正式成立的，代表人物有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李章達等。1947年底，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聯合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民聯和民促仍繼續存在。

1948年5月，各民主黨派聯名通電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的時候，即由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譚平山代表民聯、蔡廷鍇代表民促共同發聲的，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也是民革、民聯、民促分別派代表出席的。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和周恩來的精心安排，1949年11月，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有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分子四個方面，所以稱為“四方會議”，會議決定將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統一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民聯和民促宣告結束。

很明顯，來自蔣介石“嫡系”的張治中等人參加民革，有利于民革組織內部關系的協調和團結。會議選舉產生了民革中央領導機構，并決定成立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以聯系和團結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這次會議在民革黨史上被稱為“民革二大”，標志著民革已經轉變為一個政治上、組織上都比較成熟的民主黨派。

發揮重要作用

無論如何，和談代表團為和平作出了積極努力，后方的國民黨反動派卻揚言要對和談代表團加以懲處，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共產黨人挽留和談代表團成員，并且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彰顯了共產黨博大胸懷、寬廣氣量。

和談代表團成員留下來參加民革組織的人，有3位成為國家領導人，他們是：張治中、劉斐、屈武。

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本來一直是蔣介石信任重用的人，他被迫留在北平、反蔣“投共”，對國民黨反動派影響很大，對他的安排自然應當是高規格的。張治中在由56名委員組成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任委員，還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后來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地位之高，在民主黨派領導人中并不多見。

事實上，張治中留下來參加新政協非常重要，因為他在新中國制度設計上留下了重要“痕跡”：由于張治中的意見，新中國國名從多個備選方案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國旗確定為五星紅旗。國名、國旗當然是政協會議討論決定的，但張治中發表的意見很有影響力，所以他是有貢獻的。另外一個鮮為人知的貢獻是，“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名稱最早是張治中提出來的。那是1945年9月，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之后，國共兩黨準備召開最初由共產黨人建議召開的“黨派會議”。談判期間，張治中建議將要召開的這個黨派會議命名為“政治協商會議”，得到了各方一致贊同。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兩次，一次是“舊政協”，一次“新政協”。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了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劉斐在和談破裂后赴香港，1949年8月在香港聯名通電起義，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9月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副組長，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是第五屆民革中央副主席。

屈武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新疆迪化市市長、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副主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并當選為第一、二、五屆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還是民革中央第五、六屆副主席，第六屆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屆名譽主席。

活躍在政協舞臺

代表團成員中的邵力子和黃紹竑同時擔任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會委員，還有6位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們是李蒸、盧郁文、李俊龍、黃啟漢、劉仲容、楊公庶。作為無黨派人士的和談代表團代表章士釗也得到了很好的安排，除了政協和人大的安排以外，他在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邵力子本來也是共產黨員，是和陳獨秀在上海創建共產黨組織的人，而且中共一大開會時從市內轉到嘉興南湖船上繼續開會，也主要是邵力子安排的。邵力子還是新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最初的建議人。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參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黃紹竑在和談破裂后赴香港，1949年8月和劉斐等人一起通電起義，9月應邀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參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邵力子

黃紹竑

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的6個人也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和談代表團代表李蒸曾任北平師范大學校長，留下來后任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和談代表團秘書長盧郁文參加一屆政協后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副秘書長，是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和談代表團顧問李俊龍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很有影響。李俊龍任和談代表團顧問時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得知李俊龍任和談代表團顧問，周恩來立即安排中共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李卓然為中共代表團顧問，李卓然是李俊龍的親兄弟，兄弟二人共同參加和談，一時傳為佳話。后來，1954年11月，李卓然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馬列學院院長，兄弟倆分別擔任了國共兩黨的中宣部副部長。李俊龍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參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作為李宗仁私人代表的黃啟漢，因奉命赴桂林繼續策反白崇禧未能參加一屆政協，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第四、五屆副主席，曾任民革廣西區委會主委。

李宗仁的另一位私人代表劉仲容留在北平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于1949年6月創辦北京外語學校，1950年3月任北外校長，1954年8月，學校改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仲容任院長。李宗仁決定回國過程中，劉仲容參與相關工作，當時毛澤東曾在游泳池召見劉仲容。劉仲容是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民革中央副主席。

楊公庶是楊度之子，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化學博士，曾任國民資源委員會秘書長，他參加了和談代表團相關工作。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6月，已經退休的楊公庶由邵力子、錢昌照介紹加入民革。

（本文作者為民革中央原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