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1955— ），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協會原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著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等著作50余部，在國學、中國美學、書法美學等領域發表論文500余篇，致力于中國文化和美學的世界化。

文化自信是關鍵因素

記者：王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訪談。當前，隨著《哪吒2》在海外熱映，“中國文化出海”再次引起大家關注，請您談談我們為什么要堅持“把中國文化送出去”，以及《哪吒2》在中國文化“出海”方面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王岳川：“中國文化送出去”是季羨林先生提出的，意義重大。我1984 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做青年教師訪學時，多次拜訪請教宗白華先生。宗先生長久不說話，最后說了兩句警徹的話：“1930 年代，我們是開窗，讓歐風美雨吹進來。現在到了 1980 年代，我們應該開門，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季羨林先生換了一個詞，把中國文化“送出去”。季先生說：“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國文化，我們就送，白送還要送，還要堅持送，讓世界了解中國，非送不可。”受宗先生、季先生啟發，我出版了一本書《文化輸出》，認為在大國崛起時，國家應可持續不斷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堅持“文化輸出”。我們有責任把正面中國形象展示出去，把綜合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禪宗思想所呈現的新國學經典思想展現出去，讓世界看看中華民族是個愛和平、愛人類的優秀民族。在我看來，14億人的大國形象如果不立，當何以堪？！東方大國長期沒有聲音，誰來為東方大國說話？只能我們自己申說！

《哪吒2》就是一個發出中國聲音的好例子。哪吒本身是中國文化形象的一個標識，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與融合性，它在海外的成功放映，是中國文化送出去的一次成功嘗試。影片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現代抗爭敘事重構傳統神話?，深入挖掘“蓮花化身”“混天綾”等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美學融合，運用侗族大歌、嗩吶等民族樂器，將中國傳統藝術形式與現代藝術手段相結合，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視聽盛宴。如果細細看！從角色的服飾、肌膚乃至毛發等細微處，都流露出中式美學獨有的雅致韻味，這項技術正是全球首個“動態水墨渲染引擎”——使3D動畫首次實現了毛筆在宣紙上暈染滲透的實時模擬，將中國美學的寫意推向新高度。從《黑神話：悟空》到《哪吒2》，這些成功案例的最大共性，在于既關注全人類共同情感體驗，也凸顯中華民族自身文化底蘊和審美意趣，自信地展示水墨山川、傳統樂器、古典建筑等中國元素，讓海外觀眾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歸其成功的原因，文化自信是關鍵因素。

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認同

記者：談到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您如何理解中國文化自信？

王岳川：人類需要不斷認識自己反省自我。《論語》說：“吾日三省吾身。”《道德經》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面對歷史捫心自問，我們對于自己處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面對世界捫心自問，世界對于中國又了解多少？這就需要從世界視域下理解中國文化與文化自信。

歷史上，中華文明的影響源遠流長，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曾經滋養了西方文化，如“四大發明”對西方影響殊深。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的霸權主義急速升級，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奉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上封堵中國，中國文化崛起受到挑戰。在全球化持續加深的當下，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國文化國際話語權也需要相應提升，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東方的，也是國際的、世界的。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經濟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越是現代化，越需要多樣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為當代文化創新打下了五千多年的堅實地基；中國有古代驕人的創造和奔月的動力，在近代疲弱落后之后當代中國高新科技正在進入世界前列；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展示的中國文化精華，讓世界充分感受到中華文明希冀更好地融入世界并推動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互了解與交流的善良愿望。這一切讓我們在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充滿文化自信。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窗”而讓“西風東漸”，那么，新時代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門，讓中國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作為東方大國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西對抗論”的噪音中，應該有魄力和眼光來調整并左右世界文明新進程。在西方將中國作為對手的關鍵時候，我們強調和平共處，但不能無所作為！這一關鍵作為表征為：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認同。

確立中國文化身份

記者：剛才您談到了全球化，您認為如何在世界視域下建設中國文化自信，從而消減文化自卑主義、民族虛無主義，使中國文化創新成果世界化，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王岳川：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民族個性的表征。一個人沒有文化會輕飄飄，一個國家沒有文化則會危機四伏，一個民族如果文化沉淪、喪失靈魂深度，其處境將極其危險。在世界視域下建設中國文化自信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興起，西方的文化語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學藝術等滲透到勢力所到之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類多元文化豐富性凋敝的開始。誠然，欣賞西方的差異性文化是一種文化包容，然而，珍惜本土文化則是一種根本的文化自信。不會欣賞差異性文化的民族是短視的民族，而漠視自己文化的民族則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回顧世界大國興衰更迭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賞差異，文化才有開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終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體性，這樣文化才不至于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其次，要通過對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確認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文化身份”這種與他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主義的前提條件。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強大的話語壓力下、在對傳統的虛無的批判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失語了，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沒有自己的身份標記，就會讓其他國家辨識起來比較困難。“他者”進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場，從而失去中國立場。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當務之急在于中國文化身份更高層面的重新確立。當前中國經濟日益發達，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展，重視呈現中國文化身份，增強文化自信心，展現中國文化特色與風范。

最后，要辯證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五四運動后的一百多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了諸多挑戰，如詩歌大國地位名存實亡，學生更喜歡看美國大片；音樂大國地位漸行漸遠，西方音樂傳播更廣；書畫大國地位岌岌可危，小孩子畫動漫、油畫比例上升。重建中國文化自信，應防止自卑主義、奴性主義，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國一切都不行；也要防止國粹主義、地方主義，認為中國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對待傳統文化，我們要看看哪些已經變成死的、僵化的文化，就堅決拋棄之，諸如裹腳束胸等；要看看哪些文化變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們的硬盤需要整理一樣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要看看哪些是可以弘揚光大的還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看看哪些文化經過與西方思想碰撞以后變成了新的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不僅滋養中國，還有可能變成世界的共識框架。 

書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記者：書法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位置處于核心層面。您提出了“文化書法”的概念，您認為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進行海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書法應有何作為？

王岳川：書法是中國獨有的藝術，世界上能夠以文字書寫成藝術的唯獨中國的漢字。漢字是中華文明的基因，漢字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世界化的當代，中國書法向整個世界呈現出鮮明的中國身份，在東西方藝術對話中堅持了中國立場，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代表了中國指紋，在中國文化創新譜系中展示出中國的文化細胞和基本內核。書寫傳承漢字的中國書法是最獨特、最簡潔、最重要、最具有連續性的，是中國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境界。

中國書法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首先，書法承載著漢字的演變，從甲金篆書到行草楷書，漢字的歷史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演進，成為一個民族文化記憶，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是恢復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方式。其次，書法與國學經典緊密相關，歷代書法家通過書寫經文，保存和傳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經典思想。書法與文學、音樂、美術、建筑等多個領域相聯系，豐富了其人文內涵傳承鮮活的中國思想。最后，書法具有廣闊的人類文化空間——書法與亭臺樓閣、書法與園林、書法與文廟、書法與孔廟、書法與佛廟等。書法的廣闊空間還表征在千家萬戶寫書法，書法代表著文化傳承不絕的精神和實踐，書法是生命的凈化器，書法是人生的心電圖，書法是引領人們提升前行之道。如今已經一億多外國人在海外學習漢語，將漢字用毛筆書寫出來就有可能成為書法。

我在40多個國家講學，傳播中國文化和書法美學。在同美國書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國書法文化海外輸出的優勢所在。書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學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學習漢語人數已有一億多的情況下，書法國際傳播對中國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文化崛起的關鍵時刻，我們要重視發揮中國漢字書法的重要作用，使書法和書法研究不再局限于昔日的輝煌，而是積極參與到今日國際性的新話語體系構建之中。我們的書法發展觀應基于文化的總體發展和變革，站在超越書法技法的高度，看到書法調適文化差異、彌合文化對抗的文化力量，推進中國書法文化的可持續輸出。

國學是大國之學

記者：說到中國文化，近年來，“國學熱”持續升溫，您認為在中國文化“出海”過程中國學有何重要作用？

王岳川：一國有一國之學問。國學在文化復興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在東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今天全世界不僅僅是全盤西化或者是現代化，全世界尊重每個國家的精神財富和它的文化建設，中國文化的哲學、文學、藝術等，包含著“經、史、子、集”的國學經典，應該為人們所欣賞。我們可以充滿文化自信地說：國學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份瑰寶，和西學一樣值得全世界的人們尊重、學習和踐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學是大國之學，是本民族精華之學，是不可丟棄，但也是不可迷信的。在全球化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政治、經濟、軍事要崛起，文化也同樣要崛起，東方和西方要進行平等對話。當今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東升西降”的新態勢已經呈現，這時候談國學不僅有了一種傳承的意義，而且還有一種保持中華文化的命脈，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新的世紀重新發揚光大的意義。讓天下每個人都能接觸東方大國的國學，國學不是教授們的專利，國學不是那些皓首窮經們研究的結果，國學是千千萬萬老百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一份瑰寶，是中國形象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在文化輸出中，國學的根本要義在于：讓堅持叢林法則的霸權西方明白：“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讓國人體認“武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訓。對學者而言，需記住孟子真言：“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人的心靈，義是人走的路。放棄正道不走，喪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尋覓，可悲！這在當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設意義。

做學問應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記者：最后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學術心得？

王岳川：我體會到，做學問堅守中國立場和文化自信很重要。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即認為民國學者——1911到1949這30多年的學者，比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學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國學者為大師。我的看法是：新中國學者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甚至超過了民國學者。如美學大師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著作遠遠超過了民國美學；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和哲學史著作，同樣超越了民國那些半部哲學家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做學問首先應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實上，在學術文化領域中國際慣例不是西方慣例，游戲規則不應該由西方單邊建立；國際慣例是東西方世界共同創造的，游戲規則是東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國學術應該參與到建立國際游戲規則的過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規則，東方大國僅僅去遵守。當代理論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趨，而是擺脫模仿西方的興趣，打破西方藝術的慣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態中尋找中國式的文化光輝和美學神采。

在漫長的學問之途，我堅持十六字心經：“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在我看來，沒有這四條法則，學問可能只是知識性的積累，而不會產生思想性的飛躍。正是依據這古、今、中、西的問題意識，使得我在大學時代注重對中國古典經典的研讀，研究生時代則轉向現代西學的研習，在北大執教多年后，則轉向中國立場的國學研究，這是一個在轉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為的過程。

這表明我的知識結構、心理結構和心性視野的內在調整，也是我對自我思想的清場。不斷揚棄舊的知識結構，尋訪歷史的思想殘片并進行自我揪心問題和歷史靈魂的對話，是個人學術調整的真實意圖之所在。

學問漫長，人生短暫。正是在這種學術理念的介入中，我沒日沒夜地苦讀、苦思、苦寫，并盡可能地正視自己的弱點、盲點和誤區，從而與時俱進地得以真正面對真實的學術和真實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