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燦龍（左一）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界別聯組會議上與其他委員交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王燦龍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一輛二八大杠，是王燦龍最喜歡的交通工具。

車座磨掉了皮，車筐里放著公文包，他騎著它，從容地穿過北京的大街小巷，到研究所上班，到政協參加會議……

不緊不慢，不急不躁，一如他深耕語言研究的那份篤定與從容，也仿佛與喧囂的世界保持著一種微妙的距離。

獨守書齋寫華章

做研究時，王燦龍也喜歡適當地慢下來。

語言學研究語言的性質、語音、結構、語義、功能以及語言的發(fā)展變化等，從而形成語音學、音系學、句法學、詞匯學、方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分支學科。

王燦龍主要從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大多數時候，他的研究時效性并不強。寫完一篇論文的初稿時，他會把稿子放在那里，擱置一段時間——短則一兩周，長則數月，最長的一篇歷時五六年，幾經修改后，初稿內容僅僅保留了三分之一。

比起論文發(fā)表所帶來的現實成就，王燦龍更在乎自己的內心感受，“得先自己滿意”。對于他來說，沉淀與回望的過程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放一段時間回過頭再看時，會發(fā)現一些問題，也會有新的想法”。

這是王燦龍一直以來非功利的、從容的思考框架——對待學術與人生，他始終質樸謙遜，從不張揚。

這與他的人生軌跡有關。

1981年從安徽省的一個中等師范學校畢業(yè)后，王燦龍先后在小學、中學任教，教過的科目有語文、數學、地理和英語，差不多學校缺什么他就教什么。直到37歲，他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學系博士畢業(yè)，真正意義上步入語言學研究領域。

這段被他形容為“曲折”的經歷，賦予了他別樣的從容。工作、生活、城市在變，不變的，是對專業(yè)精進的執(zhí)著與內心的篤定。

板凳甘坐十年冷。王燦龍扎根于浩繁龐雜的語言材料中，需要從中梳理頭緒，分析歸納規(guī)律，透過語言現象把握語言本質，提煉語言規(guī)則。有時候，他還會做一些歷時語言學研究，為現代漢語的某些現象溯源，“了解源頭，視野才開闊”。

在日復一日的研究中，王燦龍漸漸品出樂趣。他發(fā)現，古今詞義有很多一脈相承的地方，現代漢語里的許多詞語都與文言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從古至今的演變過程中，有些詞語的基本意義得以保留，同時也有不少詞語的含義發(fā)生了顯著變化。

“比如‘江’與‘河’，‘江’最初專指長江，‘河’最初專指黃河。現在二者的含義均已泛化。所以即使某個字與現代寫法完全相同，其意義也可能古今迥異。”

語言學研究的意義是什么？在研究中，王燦龍有了愈發(fā)清晰的認識：語言學研究有繼承性、民族性，也有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傳統(tǒng)文化中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通過語言研究挖掘與闡發(fā)，從而在推動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有所作為。深刻的社會變革也給語言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課題，語言學者積極關注社會語言生活，探索指導實踐的學理支撐。

王燦龍在心中沉淀出一種使命感——“我們必須厘清本國語言文字的歷史淵源、發(fā)展脈絡與當前狀況。這不僅是文化自信的基礎，更是關乎文化傳承與發(fā)展的重要工作，必須有人潛心研究、擔當此任。”

書齋之內，這份使命感成為支撐他沉潛于故紙堆的內在動力，也讓他的研究不斷激發(fā)出新的思考。

推窗望見新詞海

與此同時，書齋的窗，也正向鮮活的語言世界敞開。

接受采訪時，王燦龍帶來一本自己的書，名為《語言使用的智慧與奧妙——一名語言學工作者的閱讀手記》。隨手翻閱，處處是他的觀察所得。

《“相向而行”的隱喻用法》——源于有關國際事務的新聞報道；《不能吃的“套餐”》——這是從生活中發(fā)現的：套餐的原意是搭配好的成套供應的飯食，而“手機話費套餐”等用法則是賦予舊詞以新義；《“灰常”豈能取代“非?！薄贰@是關于網絡語言出現在嚴肅媒體上的探討……

專業(yè)使然，王燦龍日常閱讀書報、收看電視、瀏覽網頁時，總是格外留心觀察語言文字的應用。遇到感興趣的內容就會隨手記下，然后細加揣摩，整理成深入淺出的評析文章。

這近乎本能——面對當下鮮活的語言現象，他始終保持著敏銳度和好奇心，既是研究者，也是觀察者。

語言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變化。近年來，社會不斷變遷，網絡廣泛普及，社交媒體發(fā)展，新詞、流行語迭代加速，新的語言表達方式更是層出不窮。

如何看待網絡用語和流行語？它們的迅速流行對于漢語這樣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語言意味著什么？

王燦龍持有一種客觀、冷靜的理性態(tài)度，“流行語的產生是語言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正?，F象。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語。”他認為，由于互聯網和自媒體的勃興，語言使用迎來了一個空前活躍的時期，流行語產生的方式、傳播的途徑都跟以前大不一樣。大浪淘沙之后，很多網絡流行詞在使用的過程中慢慢被淘汰了，只有那些能夠填補語義表達空缺、形式新穎且契合漢語詞語系統(tǒng)的流行語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最終為全社會所認同和接受，成為有生命力的語言表達形式，更好地滿足人們語言表達的需要。

因此，王燦龍?zhí)貏e強調，要讓語言擁有自我發(fā)展的空間，經過時間的淘洗和實踐的檢驗，有些網絡詞語會成為普通詞匯的一員?！氨热纭o力’原本是網絡用語，但如今已經收入了《現代漢語詞典》?！彼e例道。

王燦龍認為，網絡語言作為當下的客觀存在，雖然在語言生活中頗受關注，但它并非語言的主體，也難以撼動語言的基礎?！耙?guī)范管理是必要的，但態(tài)度上不必‘一棍子打死’，該規(guī)范的規(guī)范，該引導的引導。漢語歷經數千年而不衰，有強大的自我凈化和發(fā)展功能，自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p>

規(guī)范的目的是促進語言文字的良性發(fā)展，而不是扼殺語言文字里的新生事物?！耙谡Z言的‘創(chuàng)新’與‘規(guī)范’之間把握好合理的尺度。不能讓語言‘創(chuàng)新’損害語言規(guī)范，也不能讓語言‘規(guī)范’影響語言創(chuàng)新。”

對于依賴網絡用語進行交流而致使正常的表達能力弱化、語言應用碎片化和電子化等問題，王燦龍告誡，年輕人要避免養(yǎng)成網絡依賴，尤其對學生而言，最初的閱讀和寫作訓練要全面系統(tǒng)、科學規(guī)范，練就扎實的基本功，不能一開始就依賴互聯網和手機等智能終端。

憂心于大眾對漢字的日漸生疏與誤區(qū)，研究語言近30年的王燦龍，開始產生與大眾對話的沖動。盡管研究工作繁忙，他仍投入時間，利用互聯網、報紙等有關媒體平臺，就語言文字的相關問題發(fā)聲，并傳播語言文字知識，力圖為提高大眾的語言文字素養(yǎng)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王燦龍深知：“只有經過研究，去除繁冗，擷取精華，才能將艱深的東西講得通透，盡可能地貼近普通人。”

走出書齋天地寬

書齋的邊界，在王燦龍心中早已無限延伸。潛心書齋的他，目光卻從未囿于書齋之內。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深知語言學研究的意義最終要落腳于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大眾。于是，他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專業(yè)出發(fā)，拓展視野，延伸觸角，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領域建言獻策、履職盡責。

王燦龍尤為關注語文教育。早在2019年，他就提交提案，建議推進“大學語文”課程改革，加強“大學語文”素質教育。之后的履職生涯中，也多次提交相關提案，呼吁加強課程教育并加大國家社科基金對大學語文研究的支持，引發(fā)了眾多大學語文教師的深切共鳴。

背后的現實是，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yè)生的寫作水平不高，文理不通、表達不順的情況較為常見，甚至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存在語言表達錯誤的也絕非個別。而除中文、歷史等少數幾個專業(yè)的學生外，其他大多數專業(yè)的學生在大學里不再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學習和寫作訓練。

“寫作和口語表達的好與差有時直接關系到工作效率甚至事業(yè)成敗等?！蓖鯛N龍建議，通過修訂教學大綱、調整課程內容、設置獨立教學部門等方式，讓大學語文課程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將重點放在閱讀和通用寫作方面，注重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培養(yǎng)和提升。

“如果認為改革難以立即啟動或一步到位，則可以選擇有條件的高校先行試點。試點的同時，由有關部門牽頭進行深入調研，為實行全面的大學語文課程改革進一步了解情況，摸清底細，做足準備?！?/p>

從更宏闊的視角，王燦龍認為，漢字作為國家通用文字，是中華文化主要的書面載體，其本身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傳承中華數千年文明、促進民族融合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漢字是值得中華兒女驕傲和自豪的一種文字，我們的文化自信應該包含對漢字的自信?！蓖鯛N龍說。

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推進民族團結進步，都離不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其角色至關重要，因而對語言文字研究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

因此，作為語言學工作者，王燦龍不斷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育、普及、推廣建言獻策。為適應新時代，他呼吁語言文字研究在夯實基礎研究的同時，必須前所未有地重視應用研究。“基礎研究是出發(fā)點，應用研究才是落腳點。要以基礎研究支撐應用研究，使成果更好服務國家與人民，體現研究的現實意義和長遠價值?！?/p>

正如王燦龍在自己著作的前言中所說：“假如有人看過這本小書以后，進一步認識到語言表達的重要性，從而更加重視語言的學習與應用，那么我的這點努力就算沒有白費。”

書齋的燈，化為守護語言的光。（本報記者 王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