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只有開放的中國，才會成為現代化的中國”。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這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對于實現高質量發展、持續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6月23日至25日，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京召開，“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正是此次會議設置的七個專題之一。在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還面臨哪些新情況、亟待攻克哪些重點任務？與會常委和委員們就此積極建言獻策，展開深入研討。

■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開放是促改革、促發展的重要法寶，高水平開放是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

專題討論中，與會常委和委員們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等單位有關同志深入交流。大家的共識是，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要求既對標國際一流水平，又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從長期來看，要深化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更好發揮作用，加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合作，增強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李心常委建議。

加快制度型開放，必須深化制度創新。蔡冠深常委認為，要加快整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破除醫療、教育、金融等領域隱形壁壘，主動對標國際規則，加快知識產權、競爭中性、綠色標準等國內改革。“要強化自貿試驗區壓力測試，在數據跨境流動、跨境金融、人才便利等領域先行先試，推動自貿試驗區提質轉型，從政策優惠向制度創新轉化。”

劉結一常委建議，要結合“十五五”規劃編制工作，整體性、系統性規劃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布局，努力形成在關鍵環節的主動、主導地位。要充分發揮我國工業規模大、工業門類齊、數智賦能強的綜合優勢，賦予現有共建“一帶一路”、中國—東盟、中非、中拉等合作機制更多產業鏈供應鏈內容，推動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網絡。

今年5月30日，國際調解院正式在香港成立，這是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體現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實踐。這件事啟發了龔俊龍常委：香港要圍繞打造“調解之都”，深化國家戰略對接機制，強化頂層設計與政策協同，完善法律協作機制，設立規則銜接創新合作區，暢通制度型開放“大動脈”。

外貿外資是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如何進一步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張恩迪常委建議，要構建戰略協同機制，統一制定對外投資法，引導企業在重點領域優先布局，建立“海外投資服務站”，實現“僑鄉優勢”與“企業需求”的精準對接。創新管理服務模式，構建綜合服務體系，深化跨部門協同，推動管理服務一體化，整合中介機構資源，構建海外綜合服務體系。

當前，綠色發展成為全球共識。周漢民常委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與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發展戰略深度融合，是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化發展中的重要舉措。“因此，要加強政策與標準協同，由行業協會、產業鏈‘鏈主’企業牽頭，構建既有國際認可度又具有中國特色的ESG實踐框架。鼓勵企業通過應用數字化工具提升管理效率。在與全球合作創新中，由行業協會牽頭，幫助企業深度參與國際倡議，讓中國企業的身影在全球協作中愈發清晰。”

■ 優化開放布局拓展發展空間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這一重大舉措，符合經濟全球化和地域分工的理論邏輯，是積極應對國際經濟合作形勢變化的主動謀劃，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全局需要的必然選擇。

互動交流中，與會常委和委員們結合各地發展的鮮活實踐提出中肯建議，言語間既有對本地優勢的精準把握，更有對全局布局的深入思考。

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國家的重大戰略，其著力點是打造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在高水平開放中不斷增強區域影響力、輻射力。“目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正處于年底前實現封關運作的關鍵節點。要加緊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充分釋放國家賦予自貿港的政策紅利，發揮自貿港作為全國重要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平臺作用，為我國高水平開放蹚路子、作示范。”符之冠常委說。

“近年來，新疆強化與兄弟省份協同協作，全面拓展與周邊國家務實合作，加快建設對外開放大通道，成功舉辦第八屆中國—亞歐博覽會，加強醫療合作、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廣活動，深化民心相通。”結合新疆高質量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取得的新進展，哈德爾別克·哈木扎常委建議，有關部門要指導新疆開展進口藥品口岸申建工作，在資金、引進人才等方面給予支持，同時，在新疆設立中亞、西亞主要國家簽證代辦機構，推進國際中轉便利化。

改革開放40多年來，香港、澳門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貢獻。來自香港、澳門的常委們在發言中表示，香港、澳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在我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

“要推動國家頂層設計與香港主動作為雙向奔赴。”譚錦球常委說：“要推動支持香港發揮金融優勢，提升人民幣貿易融資能力，增強人民幣作為國際投資資產及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探索企業的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占比。”

何超瓊常委建議，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積極推進海鐵聯運智慧化發展，發揮香港機場優勢，提升海空聯運效能，持續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打造多式聯運示范標桿，以低空經濟賦能，創新驅動大灣區交通產業融合發展。

當前，澳門處于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關鍵階段。何潤生常委建議，澳門要善于運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相關政策，通過系統性金融創新，突破土地受限與產業單一的雙重約束。“強化基金頂層設計，構建‘雙循環’資本生態，采用‘子基金投資﹢重點項目直投’模式，聚集澳門四大新興產業，優化基金運作機制。澳琴建立聯合管理機構，統一項目與稅收機制，推動人才流動，擴大基金管理人認證，引入海外項目，并實現市場化。”

■ 著力培育優質“軟環境”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力量。與會常委和委員們表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打造讓世界讀懂中國的標識性敘事話語，也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應有之義。

“國際傳播是國際話語權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支撐，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軟性’基礎設施。”杜占元常委說：“在當前分眾化的國際傳播中，青年群體的作用日益突出。建議深化面向青年群體的國際傳播，堅持開放包容，激發國際青年認知中國的熱情，培育一批對華友好的青年領袖，強化技術賦能，拓展國際青年了解中國的渠道。”

戶思社常委建議，要及時總結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成功案例，建立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平臺機制，提煉能夠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特質，按照語言類別和國家區域建立國際傳播體制機制，構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國際傳播體制機制。

近年來，我國組織實施的文物古跡修復、中外聯合考古等工作蓬勃開展，有力服務外交大局，促進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李群常委建議，在援外體制中增加“文物援外”框架，在執行層面為文物保護制定符合行業特點的管理規定。納入文化遺產影響評估，優化境外投資流程，將前置考古和文化遺產影響評估納入前期可行性研究，推動各主體履行保護文化遺產的責任。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同樣是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軟環境”的支撐。面對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地緣政治的波動性以及國際市場的復雜性，如何讓中國企業“出海”更有保障？

張柏青常委建議政府和企業要共同采取應對措施，建立企業“出海”風險評估機制和政策咨詢專家庫，聯合開展政策支持和風險防范工作，確保企業在海外市場順利發展和合規運營。加強政策解讀與海外法律服務，鼓勵保險公司開發海外風險保險產品，完善企業海外風險保險保障機制。

“知識產權保護是塑造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要持續優化知識產權領域營商環境，助力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加強涉外知識產權保護，維護我國企業海外利益，深度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打造有利于開放發展的國際環境。”申長雨常委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如今在共建國家不斷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為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注入強勁動力。隋軍常委說：“海外僑胞是推動‘一帶一路’共建的寶貴資源和重要力量，建議以‘僑’為‘橋’推動海外僑胞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引導僑胞在開展務實合作、促進綠色發展、推動科技創新、開展民間交往等領域發揮作用。相關部門要秉持為僑服務宗旨，強化工作合力，優化服務保障，為海外僑胞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政策咨詢、法律援助、項目對接、信息披露等全方位支持。”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當下，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已成為我國主動加強同外部世界聯系，展現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的橋梁。”在劉聰常委看來，開展多層次、多領域、全方位的人文交流，交流合作平臺可涉及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層面，交流場景也可融入中國百姓的生活場景，以潤物無聲方式，消除外界對我誤解。只有全球“朋友圈”做大了，對外開放合作之路才會越走越寬廣。

從制度創新的路徑探索、高標準規則的深度對接，到區域開放的布局優化、文化傳播的效能提升……與會部委同志循著常委、委員們的建言方向，逐一作出清晰回應。盡管發言視角各有側重，卻在核心認知上形成強烈共鳴：高水平對外開放絕非朝夕之功，無論是“硬環境”的攻堅突破，還是“軟環境”的浸潤培育，都需要在多個維度上保持戰略定力、持續深耕。這份共識背后，是與會者們共同的信念——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在與世界深度交融的進程中，必將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更強勁的中國動能！（本報記者 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