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AI生成）

2024年底，廣東韶關某小區發生一起高空墜物致死事件，趙某夫婦帶孩子在小區內玩耍時，一只從天而降的烏龜砸中孩子頭部，孩子重傷不治身亡。經調查，該烏龜系小區業主張某飼養，因管理不善從高處墜落。趙某夫婦隨后起訴張某及物業公司，索賠130萬元。法院一審認定張某作為飼養人應承擔全部責任，判賠128萬元；因無證據顯示物業公司未盡安全保障義務而被免責。張某不服上訴，近日，經調解雙方達成協議，張某分期支付賠償款并獲30天寬限期。

該案經報道后，引發社會廣泛討論：這不是高空拋物致人死亡的惡性案件嗎，張某為何是按民事判決卻沒被追究刑事責任？為何高空墜物致人死亡的案件不構成犯罪？本報記者采訪了黑龍江省政協委員、民盟哈爾濱市委會常委馮傳江。

馮傳江表示，要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法律定性、刑事責任構成、法條競合、社會治理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

為何定性為民事侵權行為而非刑事犯罪？

馮傳江說：“本案的關鍵在于飼養動物致害的特殊性，核心是烏龜的墜落是動物自主行為所致，而非人為拋擲，與飼養人沒有任何因果關系，這與高空拋物罪屬于人為故意的法律評價截然不同。”

高空拋物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應為故意，即明知自己從高空拋擲物品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如果是過失導致物品墜落，雖不構成此罪，但可能會觸發過失致人死亡罪等；其行為方式強調“拋擲”行為，需要行為人主動對物品施加外部力量，將物品從高空扔出。如果是物品自身掉落等非人為主動拋擲的情況，不屬于該罪的行為方式。

依據民法典第1245條規定：動物致害責任需滿足三個要件：一是動物實施具有危險性的自主行為，如咬傷、沖撞等；二是存在實際的人身財產損害后果；三是動物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且要排除受害人故意挑逗等中斷因果關系的情形，動物的所有權人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

本案中，烏龜自由移動從陽臺墜落屬于動物自主行為，烏龜砸中孩子造成了致死的損害結果，孩子死亡與烏龜墜落有直接因果關系，而且烏龜從天而降并不是由受害人引起的，所以本案屬于動物致害案件，動物的所有權人應承擔無過錯責任。

馮傳江稱，該案構成刑事責任的要件缺失。刑法上的犯罪須具備主觀罪過（即故意或過失）和客觀危害行為。本案中，飼養人不在現場無故意或過失，烏龜墜落屬意外事件，飼養人難以預見；飼養人無主動危害行為，未實施主動拋擲或放任危險的行為，因此，不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或高空拋物罪的構成要件。

而湖北的劉某因酒后泄憤將花盆從7樓扔下，致樓下安某倒地身亡，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10年。劉某案與本案的區別在于，烏龜墜落無人為干預，更接近“不可抗力”，故僅需民事賠償。動物致害與高空拋物的本質區別在于“人為介入因素”；高空拋物罪要求“人為拋擲”的故意，而動物自主行為不具有刑法可歸責性。

該法律適用存在民法典中高空墜物侵權責任和動物致害侵權責任的法條競合

當飼養的動物從建筑物上墜落造成他人損害時，就會出現民法典中的法條競合。

民法典第1254條規定：“禁止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由侵權人依法承擔侵權責任。”比如，外墻作為建筑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年久失修或是惡劣天氣墜落傷人，則要看物業是否盡到了相關義務，如果沒有，則通常由物業公司承擔侵權責任。馮傳江稱，本案烏龜致害事件既符合民法典第1254條中“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的特征，因而追究飼養人責任符合其規定；又屬于第1245條中“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規定，此時對于動物飼養人或管理人而言，既可能依據第1254條承擔高空墜物的侵權責任，也可能依據第1245條承擔動物致害的侵權責任。

本案，法院據此采用了“雙重歸責”原則，既認定飼養人未盡到管理義務，又因飼養人未采取防護措施導致烏龜墜落，判決其承擔全部賠償責任。這種處理方式既考慮到了高空墜物對公共安全的危害，也考慮到了動物飼養人對動物的管理責任，更全面地保護了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對類似行為起到了警示作用。

刑法“謙抑性”：為何不動用刑罰？

刑法的核心功能是懲治惡性行為，而非對所有損害后果都要發動刑法苛責，法律體系的精細平衡，既避免濫施刑罰，又要保障受害人權益。本案未追究刑事責任，體現了以下原則：

因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最后防線”，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時，會優先考慮民事；刑罰需與行為惡性相匹配，飼養人無主觀惡性，發動刑法反而有失公正；從社會效果而言，刑法保持克制，若對此類意外事件濫用刑罰，可能導致公眾過度恐慌，反而不利于社會穩定。

此案件對社會的啟示，首先是飼養人的責任，高層養寵物必須封窗、加裝防護網，還要定期排查寵物活動區域的安全隱患。其次，物業有監管義務，要加強高空安全隱患巡查。對未封閉陽臺、違規擺放物品等行為要及時勸阻并糾正。另外，社會也要全面提升公眾意識，不要抱有“僥幸心理”，主動、全面排查自家高空墜物風險并監督本單元鄰居的整體防范情況，以免可能被動承擔連帶責任；社區也要開展安全教育，普及相關法律責任。

法律可以劃定責任的邊界，但文明的底線，終究要靠社會大眾共同守護。本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但本案避免“唯刑罰論”不代表對生命的漠視，而是對法律和社會治理的尊重。真正的警示在于——我們的“高空安全”不能僅依賴法律制裁，更需要全社會的自覺行動。（記者 徐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