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回望中華民族半個世紀浴血奮戰的史詩，臺灣民眾的英勇抗爭始終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光輝篇章。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烽火四起的反割臺抗爭，至1945年臺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兩岸同胞始終休戚與共、并肩作戰，在反侵略、反殖民的斗爭中鑄就了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不朽豐碑。

武裝協同：兩岸軍民共筑抗日防線的烽火實踐

臺灣民眾的抗日斗爭，在武裝層面始終與大陸反侵略戰爭形成深度協同與戰略呼應。甲午戰爭后，早期反割臺武裝斗爭拉開了協同序幕。兩廣名將劉永福率“黑旗軍”渡臺，與臺灣義士丘逢甲、簡大獅、吳湯興等領導的臺灣義軍并肩作戰。臺南保衛戰中兩岸軍民聯手重傷日軍最高指揮官近衛師團長，捷報經上海《申報》傳遍全國，極大提振了士氣。

“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后，在全民族抗戰的烽火中這種協同更趨緊密。臺灣島內民眾起義此起彼伏，有效牽制了日軍，使其難以全力投入大陸戰場；知識分子莊遂中冒死傳播大陸抗戰消息，工人領袖高斐建立阿里山抗日根據地，李欽明兄弟秘密策劃響應祖國光復，規模浩大的反“皇民化運動”更從精神與實質層面支援著祖國抗爭。與此同時，超過5萬臺灣同胞奔赴大陸投身全民族抗戰。李友邦領導的臺灣義勇隊活躍于浙、皖、閩等省，在政治工作、醫療、生產等多領域貢獻力量；蔡嘯、楊美華等加入中共隊伍，在延安、新四軍、敵后根據地協助抗日；陳崗峰、林正亨等黃埔出身的臺胞立下戰功；兩岸民眾自發地雙向支援，福建民眾通過隱蔽網絡向臺灣義軍輸送軍火、物資，漁民協助人員轉移；臺灣同胞則通過義勇隊設廠生產軍需藥品、醫師發明戰地醫療器材等方式支援大陸抗戰。這種跨越海峽、血脈相連的互助，正是“兩岸一家親”最鮮活的注腳。

而大陸方面始終將臺灣的解放納入抗爭全局。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就明確表示中國收復失地“同樣適用于臺灣”。《新華日報》等媒體持續聲援臺灣抗日，發表《臺灣，回到祖國來》等社論駁斥“國際共管論”，報道臺灣抗日事跡，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周恩來等同志對臺灣義勇隊在大陸的組織建設與活動開展提供了關鍵指導和幫助，讓這份跨越兩岸的抗日聯結始終與民族解放的洪流同頻共振。

政治聚合：多元力量守護民族根基的韌性抗爭

隨著武裝斗爭在日本殖民者的殘酷鎮壓下暫趨沉寂，臺灣民眾的抗日斗爭逐漸轉向更具韌性的政治抗爭舞臺。1915年前后，日本在臺殖民統治逐步穩定，而此時臺灣的工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新興社會力量悄然興起，加之全球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激蕩，臺灣的抗日斗爭由此邁入以民族解放為核心目標的新階段——在新興力量的參與下，民眾以更具組織性、多樣性的方式，持續向殖民統治發起挑戰。

這一時期的政治抗爭呈現出多元并進的特征：既有林獻堂等推動的在殖民框架下爭取自主管理權的民族民主運動；又有“新民會”派遣蔡惠如、林呈祿等到大陸學習孫中山的革命經驗和社會改革思想，由此帶動更多臺灣青年赴大陸求學，他們通過組織社團積蓄力量，等待時機返臺開展抗日斗爭；更有林木順、謝雪紅等組織臺灣共產黨，引領民眾以追求徹底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實現民族解放為目標展開反抗斗爭。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面對日本殖民者妄圖磨滅民族認同的“皇民化運動”，臺灣各界更是凝聚起磅礴的抗爭力量。據《臺灣同胞抗日團體》記載，當時活躍的抗日團體與武裝力量達50余個，臺灣文化協會等組織，覆蓋各階層民眾的訴求；以霧峰林家為代表的地方宗族，則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堅守——從母語的傳承到傳統習俗的延續，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抵制殖民同化。

這些政治抗爭的多元實踐，不僅是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反抗，更是在深層維度上構筑起守護民族根脈的防線。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共同根基的執著堅守，讓兩岸抗日民眾雖隔海峽卻心靈相通，成為跨越山海、并肩作戰的精神基石，為全民族抗戰的最終勝利注入了綿延不絕的力量。

文化共振：兩岸文士以筆鑄魂的根脈守望

文化認同是維系兩岸同胞共同抗日的深層精神紐帶，在抵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而民族認同，更是兩岸同胞并肩作戰的根本依托。新文化運動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積極呼應大陸新思潮，仿效《新青年》創辦的《臺灣青年》，刊登文章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成為最早系統介紹大陸新文學運動的文化載體。

抗日戰爭時期，兩岸文人更以筆為刃，攜手共筑反抗侵略的文化防線。學者連橫目睹殖民者刻意扭曲民眾歷史觀，歷時多年著成《臺灣通史》，借筆墨喚醒臺灣民眾的民族意識。文學領域里，臺灣涌現出“新文學之父”賴和、“新文學運動急先鋒”張我軍等一大批斗士。1925年，賴和發表《一桿“秤仔”》，借日本警察濫用度量衡的沖突隱喻殖民制度的不公，1926年的《斗鬧熱》書寫日據下臺灣民眾的日常與知識分子心跡；張我軍在《臺灣民報》連載《買彩票》，以北京為背景展現該時期臺胞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七七事變”后，臺中的何非光在重慶投身抗日影片創作，代表作《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以獨特的題材與表達，成為臺灣抗戰電影中的正義之光。

20世紀30年代，大陸作家亦紛紛創作以臺灣抗日為主題的作品，聲援臺灣民眾：1930年，天放生在《血湯》連載《可憐的臺灣》，細數殖民者的屠殺與掠奪；1931年，白薇在《青年界》發表《一位臺灣女子的談話》，以霧社事件為切入點呼吁兩岸工農聯合，并在《北斗》發表同名獨幕劇深化這一主張，其創作深受與臺灣革命者交往的影響；1935年，胡風翻譯楊逵、呂赫若作品以加強兩岸聯系，次年又在《亡國奴諸相》中呼喚民族革命戰爭。此外，中共地下黨員孫師毅創作《四十年的忿怒》清算割臺血債，國民黨系統的《亞洲文化》主張兩岸聯合，武漢大學方儀正肯定臺灣文化協會的聯合戰線是民族解放運動——兩岸左翼革命者遙相呼應，共同追求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與解放。

歷史鏡鑒：兩岸同胞共襄復興的精神賡續

臺灣民眾的抗日斗爭，從來不是孤立的地域事件，而是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凝聚共識、共御外侮的生動縮影。從精神內核看，臺灣民眾的抗日本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與實踐。從丘逢甲“四百萬人同一哭”的悲愴到李友邦“保衛祖國，收復臺灣”的誓言……這一幕幕說明了臺灣同胞的命運始終與整個中華民族緊密相連，兩岸同胞追求的是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

從歷史與法理維度看，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一事實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中得到明確法律確認，構成不容置疑的主權依據。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偉大進程中，兩岸同胞并肩作戰，用鮮血和生命證明了我們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兩岸實現“三通”以來，兩岸同胞每年都會攜手舉辦并投身各類活動，以擲地有聲的行動接續歷史記憶的薪火，用步履不停的實踐守護著這份穿越烽火的共識。從精神內核到歷史法理，從實踐行動到現實啟示，最終清晰指向一個本質：臺灣與祖國血脈相連，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堅不可摧。

這段歷史記憶，不僅深刻揭示了臺灣抗日斗爭作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有機組成的歷史本質，更為新時代凝聚兩岸復興力量、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提供了歷史鏡鑒與強大的精神動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更需以這份共同記憶為基石，深刻銘記兩岸同胞在血與火中鑄就的骨肉深情，讓那些并肩御侮的英勇身姿、守望相助的動人瞬間永遠鐫刻在民族記憶里；更要傳承好那份“我是中國人”的赤誠與擔當，讓抗日斗爭中凝聚的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煥發蓬勃生機，成為在風云變幻中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根基。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兩岸同胞胼手胝足的攜手奮斗中，一步步成為現實。（作者林敏潔系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東方研究中心主任；吳凱系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