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法剛

軍旅題材的影視作品，如同中國當代的邊塞詩，刻錄著中華民族的風骨、氣節和精神。那些真正動人的作品，總能令觀眾心潮澎湃。從《英雄兒女》中高喊“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王成，到《亮劍》中下令向妻子所在的城樓開炮的李云龍；從《高山下的花環》中梁三喜留給家人的沾滿鮮血的欠賬單，到《集結號》中谷子地給無名烈士墓戴上的洗凈的頭盔……這些人物和瞬間，勾勒出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擔當與犧牲，打通了觀眾們“銘記歷史、珍視當下、建設未來”的情感通道。

主旋律的新表達

得益于影視拍攝技術與后期制作水平的顯著提升、產業鏈日趨成熟完善、群眾對優質影視作品的需求持續增長，軍旅題材影視劇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實現了頗有成效的創新。

一是拓展敘事空間。軍旅題材的特殊性往往意味著不同的敘事空間承載著不同的歷史印記。隨著創作越來越豐富，更多的陌生空間進入敘事視野，也有熟悉的空間被重新書寫。

影視工作者近年來創作了一批如《明月幾時有》《西北歲月》等豐富革命精神、聯袂人民情感認同的優秀作品。例如《明月幾時有》通過香港東江游擊隊在日軍侵占時期對文化人士的救援，再現了香港熱血激昂的抗戰歷史。

2020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抗美援朝戰爭成為近年影視劇的熱門題材。《金剛川》《長津湖》《志愿軍》等實現了真正的“大投資、大場面、大情懷”。作品既有中美高層軍方的宏大敘事，也有前線士兵的正面交鋒，將國家命運的興衰和個體生命的存亡都精巧融入一個個動人的故事中。

當下，中國軍人的使命隨著中國公民的全球步伐變得更加復雜和艱巨，其背后強烈的“故事性”也成為影視劇關注的重點話題。如《紅海行動》將營救中國公民的行動放在了虛擬國家伊維亞共和國，《戰狼2》將營救行動放在非洲國家。這些作品在宏大的國際背景下生動詮釋了中國軍隊保障海外公民安全與國家利益的強大行動力與堅定決心。

二是強化類型融合。類型創作是影視產業體系下創作者和觀眾在市場磨合中達成的默契，類型元素的融合既有利于滿足不同觀眾群體的口味，也能夠消除特定觀眾的審美疲勞，是影視劇創新的常用手法，軍旅題材影視劇也不例外。

最具成效的是“軍旅+科幻”，代表作品是《流浪地球》系列。該片大量硬核科幻元素建構的影像奇觀帶來視聽震撼，極具創意的科幻腦洞與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中國敘事體系共同賦予電影人文性思辨的深度與主體性思考的廣度，二者融合為一種超越國家的影像話語，拓寬軍旅題材影視劇的受眾邊界。

“軍旅+喜劇”也是有效的類型融合。例如《鐵道飛虎》結合故事情節需要，將大量喜劇類型技巧和現實中的“梗文化”融入電影文本，實現了主旋律電影的幽默表達。

三是豐富創作手法。影像風格方面，《云霄之上》突破了以往畫面造型的既定范式，在高度的美學自覺中將詩意熔鑄于電影的影像時空，這樣的影像風格并非拋棄現實戰爭的殘酷性、盲目地追求視聽造型的美感，而是在去主角光環、去個人英雄主義的敘事觀念中，去表現一位位普通紅軍戰士為革命犧牲之崇高、悲壯。

抗戰“神劇”仍未根除

盡管軍旅題材影視劇積極守正創新，取得良好的市場反響和社會價值，但縱觀其整體生態，仍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

“過度娛樂化”問題尚未根除。近日國家廣電總局發文，要求杜絕抗戰“神劇”，摒棄“我方超人化、敵方弱智化”的劇情。雖然針對的是微短劇，但2013年時影視劇也因“手撕鬼子”等“過度娛樂化”現象被警告過，問題今天仍未根除。正常的娛樂是每個人的需要，但是部分資本為了經濟利益，一味迎合低級趣味，刻意追求“奇觀化”，棄人物行為、情節發展、細節呈現等常識和邏輯于不顧，不斷突破“限度”，擊穿“底線”。此類作品消解了題材的嚴肅性，解構了英雄的崇高性、扭曲了歷史的真實性，不僅拉低了創作水平，還傳播了錯誤的歷史觀念。

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管理部門的“把關”。首先要把“創作關”，要求影視公司杜絕“神劇”，按照規定對屢犯的進行警告、處罰。其次要把“審核關”，完善影視劇審查內容，除了審查意識形態、技術指標外，還要增加對基本的藝術元素合理性的審查，過濾掉明顯不符合藝術基本要求的劣質產品。

“叫好不叫座”令人惋惜

當下，有的軍旅題材影視劇在專業評價層面收獲良好口碑，但市場平平，這一現象在電影中更加普遍，《守島人》便是例證。深入探究，雙重因素不容忽視：一方面是部分年輕觀眾基于過往經驗，對軍旅題材影視劇存有“只會說教”的刻板印象，因此敬而遠之；另一方面是沒有做好宣傳發行。當今高度碎片化、圈層化的互聯網傳播格局下，“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些優質軍旅題材影視劇的傳統宣傳發行模式顯得力不從心，未能有效觸達目標受眾，未能將優秀口碑有效轉化為市場動能。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抓住青年觀眾。內容制作層面亟需革新思維，要深入理解當代青年的表達方式與審美偏好，用他們喜歡的敘事節奏、情感表達和視聽語言去傳達情感、情操，從而消除隔閡，產生共情。《建軍大業》就大膽使用有大流量和正能量的明星，加快情節節奏，突出士兵朝氣，讓青年觀眾進行自我投射，實現精神對標。其次，需要更新宣發理念，精耕融媒體矩陣和短視頻平臺，發揮算法積極作用，精準觸達受眾，加強針對性宣傳、營銷和發行，讓口碑轉化為吸引觀眾入場、驅動票房增長的生產力、競爭力和購買力。

要走出國門更要叩開心門

很多在國內市場不錯、口碑良好的影視劇走不出國門，走不進國際市場，這一現象在軍旅題材中更加普遍。除了審美偏好、文化折扣、宣發不力等共性原因外，軍旅題材直面的戰爭（不管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抗美援朝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等）作為“政治的延續”，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詮釋下，自然不容易被戰爭另一方所接受；同時，我們戰爭的正義性及其政治合法性也不允許創作出違背歷史事實、解構戰爭價值的類似美國《現代啟示錄》《全金屬外殼》或者韓國《太極旗飄揚》等一類作品。不過，這也不意味著軍旅題材影視劇的出海就沒有突破的辦法。

首先，站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價值高度去審視戰爭倫理。我們的戰士“能戰”，不是“好戰”，犧牲生命不是為了破壞和平而是實現和平。例如，《長津湖》中面對重傷的北極熊團團長麥克里安，伍千里為了阻止伍萬里開槍，意味深長地說：“有些槍必須開，有些槍可以不開。”我們需要更多的這樣充滿人性光輝的亮點。

其次，豐富內容，講述戰爭年代愛好和平的國際友人救助難民的故事。例如《拉貝日記》《金陵十三釵》《黃石的孩子》等作品，基于真實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控訴戰爭扼殺的人性，揭示“人之為人”的良知。

最后，創新類型，通過“軍旅+科幻”的類型融合（例如《流浪地球》）建構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高位，在共同抵抗外來侵略或自然災害的過程中，讓中國軍人與百姓英雄并肩，讓國家尊嚴與人類團結齊名。

可見，我們需要高超的智慧，在“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和“銘記戰爭是為了追求和平”的雙重訴求中，既要弘揚自信、自立、自強的精神，又要傳遞向前、向上、向未來的理性思考；需要更多的可信、可愛、可敬的藝術形象共情人類的心靈脈動，因為我們知道，真正的“走出國門”從來不是空間意義的物理遷移，而是跨越國家的心理抵達。如果中國軍旅題材影視劇能打動更多海外觀眾，完全可以成為溝通世界文明的橋梁和有效路徑。

（作者系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