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15日電     8月15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3010頁檔案、194分鐘影像、312張照片、12張明信片、8封信件——侵華日軍細菌戰暴行再添鐵證》的報道。

731、 100、1855、1644、8604、9420！

這不是簡單的數字，而是鐫刻著中國人民血淚記憶的罪惡印記。

這不是一般的代號，而是屬于日本軍國主義在海外建立的6支細菌戰部隊。

為人熟知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731部隊），是日本侵華期間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的大本營。實際上，從1937年至1945年，在731部隊的直接參與和指導下，日本軍國主義建立起遍布中國多地及東南亞地區的細菌戰組織體系，在人類歷史上留下至暗一頁。

侵華期間，伙同日本政府、軍隊上層及醫學界等，日軍通過以點帶面、由北向南的方式，系統推進細菌戰部隊的基地建設，充分印證了日本細菌戰是一場自上而下、有預謀、有組織的國家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試圖掩蓋其細菌戰犯罪史實。隨著731部隊遺址的調查保護、細菌戰主題檔案史料的搜集解密，以及學術研究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今年8月15日，也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建館40周年、新館對外開放10周年，一批日本細菌戰新罪證新史料正式公布，包括3010頁檔案、194分鐘影像、312張照片、12張明信片、8封信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公布這些罪證，旨在揭露歷史真相，凝聚社會共識，讓更多人認清戰爭的殘酷，團結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共同守護人類文明的底線。”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

人們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廣場參加主題活動（2023年9月18日攝）。新華社記者王建威攝

日軍6支細菌戰部隊：遍布中國及東南亞

為揭露日本細菌戰罪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面向全球搜集日本細菌戰罪證史料、檔案與文獻。館方數十次赴日本跨國取證，采訪了數十位731部隊原隊員，保存了逾400小時的口述影像資料。同時，館方動員多方力量在美國、俄羅斯、歐洲等地搜集罪證。

1936年5月，日本天皇裕仁頒布敕令，由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兩支特種部隊。1936年8月，“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分別在哈爾濱、長春成立，專門從事準備細菌戰的研究，這便是731部隊、100部隊。

此后的9年間，在731部隊的直接操控下，侵華日軍逐漸構建起一個龐大的“防疫給水”體系，包括北京的華北軍防疫給水部（1855部隊）、南京的華中軍防疫給水部（1644部隊）、廣州的華南軍防疫給水部（8604部隊）以及新加坡的南方軍防疫給水部（9420部隊）。

組圖均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的新罪證史料（8月13日攝）。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松攝

這6支部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在海外建立的細菌戰部隊。截至日本投降前，其防疫給水部已達69支，包括47支師團防疫給水部、12支野戰防疫給水部、8支獨立防疫給水部，另有第八十九旅團防疫給水部和臺灣臨時防疫部。

所謂的“防疫給水部”，表面上是協助作戰部隊進行“防疫”和“給水”工作，實則暗中開展細菌研究，進行人體實驗，并實施細菌戰。部隊人員在防疫給水部、陸軍醫院、野戰醫院之間頻繁流轉，形成一個嚴密的協同犯罪鏈條，讓細菌戰罪行在更廣范圍內蔓延。

金成民說，這些部隊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以及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亞乃至東南亞國家，形成一張遍布亞洲的罪惡之網，將無數民眾置于細菌戰的陰霾之下。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金士成介紹，本次公布的新罪證涉及731部隊、1644部隊、8604部隊、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十四防疫給水部、侵華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等多個犯罪機構，他們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人體實驗與細菌戰。

《留守名簿》《身上申告書》是研究日本細菌戰部隊的核心資料，涵蓋成員姓名、出生時間、原籍、編入時間、此前所屬部隊等內容。

除位于哈爾濱平房區的本部外，731部隊還在東北地區設有牡丹江643、林口162、孫吳673、海拉爾543、大連319五個支隊。此次公布的731部隊《身上申告書》，即“731部隊個人信息登記表”，是該部隊隊員以個人身份返回日本復員時填寫的制式文件，共記載759人信息。通過整理發現，1946年至1951年間，蘇聯將其中135人陸續羈押至伯力地區，實行集中審訊調查，其中43人在伯力受到審判。

“作為以往研究中未曾掌握的新內容、新線索，這為揭露731部隊成員的戰后行蹤提供了重要依據。特別是從日文檔案視角呈現了蘇聯對731部隊隊員的調查、審判與懲處過程，將有效提升731問題研究的客觀性與準確性。”金士成說。

1938年9月，日本在國內編成一支野戰防疫給水部隊，后隨日軍占領廣州，改名為“南支那防疫給水部”，這就是8604部隊。作為侵華日軍在華南地區的最高細菌戰指揮機構，它和731部隊一樣，擁有龐大的下屬系統，專門負責指揮、協調華南地區的各種細菌戰活動。

“8604部隊《留守名簿》總計220頁，記載了860人的信息。”金士成說，這些隊員主要來自陸軍各部隊補充隊和各醫院，也有直接入伍者，其中不少出自日本近衛師團下屬聯隊，以日本福岡和東京籍居多。

這些資料顯示，731部隊培養的“細菌戰人才”，常被抽調到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直接組建當地的“防疫給水部”并擔任主官，成為擴散細菌戰罪行的“種子”。

1939年，1644部隊在南京成立，其首任部隊長由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兼任。這支部隊對外稱“華中軍防疫給水部”或“中支那防疫給水部”，秘密番號為“‘榮’字第1644部隊”。其中“榮”字，是日軍華中派遣軍的兵團符號。據1644部隊第四任部隊長佐藤俊二供認，該部隊擁有大量器械，配備各種細菌學專家，能大規模培養致命細菌。

本次公布的1644部隊《留守名簿》共兩冊，其中第一冊編成于1945年1月1日，總計594頁，記載2826人信息。另一冊共464頁，記錄2758名人員信息。

“兩冊名簿中有大量人員重合，其中有13人曾在731部隊任職，進一步印證了各細菌戰部隊之間的緊密關聯，也揭示了細菌戰罪行是有組織、成系統的。”金士成說，731部隊和1644部隊曾共同實施寧波細菌戰、常德細菌戰與浙贛細菌戰，給當地民眾帶來巨大災難。

“今年5月，日本方面公開以上名簿后，我館隨即征集入館，并開展系統梳理與編譯。”金成民說，自2017年以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陸續搜集日本在海外設立的6支細菌戰部隊的《留守名簿》，至此已全部入藏。這些珍貴的史料為還原歷史真相提供了關鍵證據，讓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無處遁形。

軍醫協同國家犯罪：披著醫學外衣的暴行

在當年堪稱先進的醫學科學，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異化為國家層面的犯罪工具？此次公布的罪證，為這段黑暗歷史留下了清晰軌跡。

“缺少資源的日本，應該開發細菌武器”——這曾是石井四郎的狂妄設想。這位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接受過系統醫學教育的軍人，如此公然宣稱。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違背人道的主張，竟得到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時任校長小泉親彥的鼎力支持，為細菌戰的蔓延埋下禍根。

1931年，小泉親彥出訪歐美回國后，向日本軍方提議將軍醫學校主力轉移至“滿洲”，并多次派人赴“滿洲”實地活動。1932年8月17日，該校防疫研究室以“防止哈爾濱霍亂”為借口，派員在哈爾濱建立聯合防疫委員會。這支“先遣隊”表面上開展“防疫”工作，實則秘密收集調查了500多株霍亂菌，為細菌武器研發積累“素材”。

在他們的鼓噪與推動下，日本政府高層乃至天皇最終認可了這一罪惡計劃。1933年秋，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的基礎上，石井四郎秘密組建了731部隊。

“這是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金成民說，本應救死扶傷的醫學，被異化為服務戰爭的工具，淪為日本對外侵略的幫兇。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譚天介紹，石井四郎在其研究報告《七七事變中新設陸軍防疫機關的運行效果、對未來戰爭的方針以及防疫接種的實效》中，羅列了1933年至1939年間日軍設立的主要陸軍防疫機關，總計27個。其中，1937年后新設立的18個隨軍移動防疫給水部，均由陸軍軍醫學校和731部隊近百名核心成員參與組建。

731部隊《留守名簿》清晰記載，該部隊核心成員中有18人來自陸軍軍醫學校，足見陸軍軍醫學校是731部隊的“母體”。在遷至中國東北后，兩者的聯系非但沒有中斷，反而愈發緊密，成員相互兼職，形成了互為支持的犯罪態勢。

“1936年的陸軍軍醫學校官職表中，石井四郎、內藤良一、菊池齊、中留金藏等人名赫然在列，而他們同時在731部隊擔任要職。而在1937年，陸軍軍醫學校向731部隊轉屬120人。”譚天說。

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在731部隊“四方樓”被用于人體解剖實驗。日軍陸軍醫院參與細菌戰部隊人體實驗的罪行，早已被大量檔案資料和口述證言證實。

在《細菌戰與毒氣戰》一書中，關于“活體解剖”的證言有116篇，當事人多為關押在太原及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陸軍病院軍醫、技師、衛生兵等。山西潞安陸軍病院的軍醫湯淺謙曾在證言中承認：“我在潞安陸軍病院任傳染病室及病理室軍醫中尉時，曾先后7次對14個人進行了活體解剖。”

此次公布的《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原簿》，即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身上申告書》，總計220頁，記載了176人的信息，涵蓋軍人、軍屬、雇員和傭人等身份。這是研究該病院參與細菌戰犯罪的核心資料之一。

據介紹，731部隊曾在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設立辦事處，受關東軍司令部軍醫部管轄，二者存在密切的人員往來和業務聯系，為深化軍醫協同犯罪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

檔案顯示，在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實習的二等兵片桐濟三郎，曾在醫院手術室對一名40歲左右的中國男子進行活體解剖的“手術練習”。日軍虎林陸軍病院軍醫中尉竹內豐，曾在1938年1月8日對一名八路軍俘虜實施活體解剖。

金成民說，頂著“醫學研究”的幌子，用科學的外衣掩蓋反人類的罪行。這般踐踏生命、泯滅人性、漠視醫學倫理的行徑，早已超出文明與道德的范疇。

此前研究還發現，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與731部隊曾在“新京農安鼠疫防疫”中協同作惡。

1940年6月，吉林農安、大賚地區發生鼠疫并迅速蔓延，造成數千人死亡。731部隊原隊員金子順一在論文《鼠疫效果略算圖》中供認，這次鼠疫暴發源于731部隊實施的鼠疫細菌戰。該部隊先后對農安進行兩次攻擊，第一次于6月4日投下5克鼠疫跳蚤，導致8人死亡，最終傳染607人；6月4日至7日，又對農安、大賚投入10克鼠疫跳蚤，致12人感染死亡，最終感染人數達2424人。按此換算，1公斤鼠疫跳蚤在第一次攻擊中可致1200至1600人死亡，第二次則會導致12.3萬至24.3萬人死亡。

1940年10月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要求各部門協助完成所謂“新京防疫”。10月7日，以731部隊和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為主體的“關東軍臨時鼠疫防疫隊”進駐“新京”（今長春），10月10日正式作為“防疫”指揮部，由石井四郎擔任總指揮。這支隊伍僅停留兩周，于10月下旬便宣布撤離。

金士成說，關東軍選擇這一病院參與，正是因其與731部隊早有業務合作，具備較高的實驗解剖技術水平。其真實目的，無疑是以“防疫”為名，開展鼠疫菌的實戰效果檢測，將無數平民的生命視為實驗品。

赴日尋訪原隊員：讓親歷者還原犯罪現場

“七三一部隊的所有秘密必須帶入墳墓！”

1945年8月9日，在獲悉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后，石井四郎密令要求將731部隊文件、實驗報告等燒毀或炸毀，并將部隊成員送回日本，嚴令其不準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聯絡。這使731部隊的罪行被長期掩蓋、歪曲，甚至否認。

“731部隊外有一塊大牌子，用俄文、日文、中文書寫……”

“部隊周圍有3米高的沙堆屏障，上面圍著通電的鐵絲網，嚴禁外人進入……”

“絕對禁止透露731部隊身份……”

這是一名原隊員對731部隊的還原，寥寥數語便勾勒出這支部隊“見不得光”的秘密。

他叫須永鬼久太，1927年11月出生，1942年3月以少年兵身份進入731部隊，1943年6月被分配到南棟燒成班，其詳細信息記載于731部隊《留守名簿》第299頁。

731部隊少年兵是為補充人力、培養細菌戰后備力量而組建的青少年團體，年齡在14至18歲之間。

2018年8月，金成民赴日本跨國取證，曾與須永鬼久太面對面訪談，并錄制了口述證言。須永鬼久太講述了731部隊的設施環境、少年隊的生活管理、部隊的核心任務、相關人員的構成，以及戰后情況等內容。

“燒成班的工作地點是一座磚瓦房，房上有黏土制的六角形煙囪。”他說，少年隊接受一年教育后成為“燒成官”。他曾參與制作陶制細菌炸彈，也就是將鼠疫媒介跳蚤和木屑放入陶器內，通過爆炸散播細菌。而這項技術在當時處于研究階段，尚未大批量生產。

“馬路大”，日語中“原木”的意思，即人體實驗受害者。須永鬼久太曾在“四方樓”附近親眼見過“馬路大”，其中包括被憲兵隊抓捕的間諜。

少年隊有嚴格紀律，如果做得不好就會被毆打，甚至因“連帶責任”全體受罰。然而，即便是在這樣嚴密的環境中，731部隊隊員和少年兵仍多次出現感染傳染病的情況。

須永鬼久太說，少年隊員中常有1至2人在研究室感染，甚至有少年隊員因傳染病死亡，他至少聽說過6次。

1945年8月，倉皇撤退前，他參與了罪證破壞活動：“盡可能破壞研究室，包括當時很有名的顯微鏡，這是在大學、中學都沒有的，可研究室里就有100多臺，用它們能看見細菌，我用錘子全都砸了。”8月29日，須永鬼久太從北九州仙崎港登陸，同行約100人。

盡管困難重重，金成民始終堅持尋訪原隊員。在他看來，來自加害者的證言能夠將731部隊的真相更加清晰地還原，尤為可貴。

另一名有著相似經歷的原隊員長沼久夫，于1942年4月以少年兵的身份進入731部隊。1943年6月完成培訓后，他被分配到南棟診療部，1945年8月下旬返回日本復員。

同樣于2018年錄制的口述證言中，長沼久夫說，自己在14歲時主動加入軍隊，“對當時的男人們來說，這是理所應當的”。

長沼久夫在口腔外科擔任牙科技師，協助牙醫進行臨床操作。他說“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不由個人意愿決定，且需接受全面的教育。每逢節日，部隊里會舉辦盛宴，供應大塊天婦羅等食物，“比在日本吃得好”；冬天雖寒冷，但配備帶皮毛的防寒外套和帽子，“衣食住沒有覺得很困難”。

他清晰記得，自己曾參觀過解剖室，看到“切下來的耳朵、割開的頭蓋骨”，因為覺得惡心，中途跑了出來。他也見過被稱為“馬路大”的活人——他們被欄桿包圍，戴著帶圓球的腳鐐在建筑物里活動；還有“專門鐵路”運送囚犯，以及用于焚燒的大煙囪。

戰敗之際，為銷毀證據，一些浸泡在福爾馬林里的活體解剖標本被搬運到731部隊總部。隨后，人員被疏散到旁邊的部隊，而總部則被炸毀。長沼久夫說，他都曾見證過。

深入日本民間：打撈散落的歷史證據

“民間留存的日記、書信、老兵回憶、地方檔案等，是官方文獻之外、還原歷史細節的重要補充。”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李陳奇說，在日本民間友好力量的協助下，可以尋找更多罪證。

一本泛黃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23期學生學習紀念相冊》，收錄著281張照片，記載著329名醫學學生的印記。

“這些學生曾被分為10個分隊，其中第六小隊的名單里，赫然出現731部隊林口支部副隊長細失博的名字。”譚天說，相冊中還包括從第1任到第30任日本陸軍軍醫總監的照片，第28任正是731部隊的支持者小泉親彥。

相冊里，“X光”演習的畫面清晰展現了當時的醫療設備水平，而731部隊恰好設有對應的X光班組。“防疫給水教育運用演習”“病理解剖及防疫實習”的場景與大量軍事訓練照片交織，揭示出殘酷的事實：那時的日本醫學生既要學習醫學知識，更要接受嚴苛的軍事訓練。軍事與醫學的深度捆綁，將這些年輕學生推向侵華戰爭的深淵，成為日本軍事醫學異化的鮮活例證。

一組拍攝于1942年6月29日至1943年8月5日的照片，記錄了日軍紅十字救護班在731部隊平房營區的活動。其中多張有“滿洲第七三一部隊”字樣的紅色戳印。

還有一份“感謝狀”，是滿洲第六五九部隊長北野政次向日本紅十字社第二六七救護班發出的致謝文書。滿洲第六五九部隊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番號，文書中提到，該救護班配屬731部隊一年零兩個月，“對數量眾多的重癥傳染病患者”盡職盡責。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推測，當時731部隊極可能發生了傳染病實驗意外，其診療部無力承擔救治任務，才請來紅十字救護班幫助。

據介紹，1937年七七事變后，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了18個隨軍移動的防疫給水部，第14防疫給水部就是其中之一。

此次公布的《侵華日軍第14防疫給水部野外活動相冊集》詳細記載了1943年該部隊在安徽蚌埠、淮南兩地進行水源檢測的活動。另一本《侵華日軍第14防疫給水部第四班蘇北C號作戰期間相冊》，則記載了1939年2月至3月間從青島到江蘇進行“防疫給水”。這些“工作記錄”實則是細菌戰網絡擴張的有力佐證。

帶有“滿洲第七三一部隊”字樣的明信片，印有“加茂部隊”字樣的信封及信件，清晰證明“滿洲第七三一部隊”的存在，這是731部隊當時對外公開的番號。

一枚編號為第28號的《加茂部隊的寫真機攜帶許可證（牌）》，金屬質地。金士成說，“加茂部隊”就是代指731部隊，在當時設有專門的“寫真班”，這枚許可證正是領取、使用照相機的憑證。

受訪人士說，這些從日本民間搜集整理的細菌戰罪證，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它們也在喚醒日本普通民眾的歷史認知，更推動日本當局正視而非回避真實存在的過往，防止暴行被遺忘或美化。

尾聲：銘記歷史，砥礪前行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歷經14年浴血奮戰，以不屈不撓的抗爭，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戰敗前夕，731部隊營區被侵華日軍炸毀。歷經滄桑，這里成為世界保存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遺址群。

80年后的今天，在這個特殊時刻，這批新罪證在遺址亮相，意義更為深遠。

無論嚴冬與盛夏，形似飛機“黑匣子”的新館外總是排著長隊。今年暑期以來，這里日均接待參觀者達9000人次。

“這些鐵證令人無比沉痛，是對文明的踐踏、對生命的漠視”；

“沒有人能活著走出魔窟，來自中國、蘇聯、朝鮮等國家的3000多名民眾無辜喪生”；

“殉難者名單墻上的每個名字，都是我們的同胞，暴行令人發指，吾輩必當自強”；

…………

展廳出口的留言臺上，或稚嫩、或蒼勁的筆跡，承載著人們心底的觸動。

閉館時刻，最后一批參觀者緩步走出展館，向著出口有光的方向。731部隊本部大樓矗立，在暮色中愈發沉凝。

“我們守護罪證，從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以史為鑒，更好地開創未來。愿每個參觀者都能在歷史的回響中，找到自己的奮斗坐標。”金成民說。

今年9月，這些珍貴史料將在館內公開展出，希望更多人走進“731”，觸摸歷史，不忘來路，砥礪前行。

這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新華社資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