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在第三個全國生態日之際，最高人民檢察院與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與檢察公益訴訟銜接典型案例，為生態環境保護注入法治力量。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20年來，我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協同發力，構建起“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責任追究體系。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全國檢察機關辦理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公益訴訟8.6萬件；2018年1月至2025年7月，各地辦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約5.69萬件。這些數據印證了我國對生態環境損害“零容忍”的堅定態度。

跨區域協作破解水體污染追溯難

水是生命之源，水體污染直接威脅公眾健康與生態安全。在水體污染類案件中，污染物擴散快、影響范圍廣、修復難度大的特點，對追責機制提出更高要求。實踐中，檢察機關與生態環境部門通過跨區域協作、技術攻關與多元修復相結合的方式，構建起全鏈條追責體系。

重慶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支持南川區生態環境局辦理的尾礦庫污染案，展現了水體污染追責的“檢察、行政”協同模式。某公司赤泥尾礦庫因防滲設施問題，自2013年起持續發生滲濾液滲漏，導致地下水和長江支流魚泉河地表水呈堿性，多次行政處罰與應急處置均未根治。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曝光后，檢察機關介入調查，在企業認可損害事實并愿主動擔責的情況下，將案件移送地方政府啟動賠償磋商。通過兩次遞進式磋商，企業最終承擔2.17億元賠償金，用于魚泉河水環境修復，新建污水處理設施并完成7.9萬平方米河道岸坡修復。該案創新之處在于檢察機關靈活運用“磋商前置”機制，既節約司法資源，又通過替代性修復實現生態功能補償。

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檢察院辦理的跨省水體污染案，凸顯了跨界污染治理的協同智慧。某電工公司將340余噸危險廢物交由無資質人員非法傾倒，導致上海、江蘇、浙江三地河段受新型污染物污染，應急處置費用超1100萬元。針對污染物屬新型物質、監測標準缺失的難題，長三角三地檢察機關成立一體化辦案組，聯合生態環境部門四次組織專家論證，推動鑒定機構開展專題研究，最終明確損害價值1120.7萬元。法院判決企業及相關人員連帶賠償2506萬元，賠償金用于跨區域水體共保聯治項目。該案不僅建立了“刑事追責、民事賠償、生態修復”的追責模式，更推動水源地將新型污染物納入常規監測，形成從識別到治理的全鏈條防控體系。

兩起案例表明，水體污染追責需破解三大難題：一是污染源頭追溯難，需依靠專業鑒定與跨部門證據鏈整合；二是跨區域責任劃分難，需通過協作機制實現損害評估與修復的一體化；三是新型污染物認定難，需建立“專家論證、技術攻關、標準完善”的應對機制。實踐中，通過磋商和訴訟的二元路徑與“原地修復、替代補償”的靈活方式，為不同類型水體污染提供了精準追責方案。

固廢污染：責任認定堅持“全鏈條追溯”

固體廢物與危險廢物污染具有隱蔽性強、累積性高、危害持久的特點，是生態環境保護的“頑疾”。此類案件追責的核心在于查清污染鏈條、明確多方責任，并通過專業化處置實現生態修復。檢察機關與生態環境部門通過“刑事打擊、民事追償、行政監管”的組合拳，構建起從源頭到修復的閉環治理體系。

河北省井陘縣檢察院辦理的跨省危廢傾倒案，創下危險廢物追責的典型樣本。李某某等19人將6700余噸廢硫膏從四省10家企業轉運至當地非法填埋，污染土壤3.18萬噸，生態損害達1.38億元。案發后，檢察機關提前介入，與生態環境部門協作梳理出企業運輸、傾倒的關系圖，明確各環節責任份額。針對8家企業主動賠付、2家拒不履行的情況，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最終追回1.03億元修復費用，完成16畝污染土地覆土復綠。該案通過“行政應急處置和司法精準追償”的銜接，為多主體參與的危廢污染治理提供了范本。

安徽省無為市檢察院辦理的磷石膏非法傾倒案，展示了固廢污染追責的快速響應機制。某科技公司將1.47萬噸磷石膏交由他人非法傾倒至多地山區，造成土壤與植被破壞。檢察機關在刑事辦案中發現公益損害線索后，同步啟動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協助生態環境部門查明傾倒總量與污染范圍。在賠償磋商中，檢察機關明確企業對受托方資質審核不嚴的過錯責任，促成企業承擔912.6萬元賠償金。修復完成后，檢察院組建評估組驗收，確保土壤達到自然恢復條件。該案創新之處在于建立“刑事立案與公益訴訟同步啟動”機制，通過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為后續賠償磋商與修復監督奠定基礎。

江西省吉安市檢察院支持生態環境部門辦理的產業園固廢污染案，則聚焦企業集群污染的綜合整治。永豐縣某產業園三家企業長期違法排污，造成周邊溝渠、河道、農用地及林地大面積污染，鎘、鉛等重金屬超標嚴重。檢察機關與生態環境部門聯合調查，委托鑒定明確損害范圍后，針對企業對責任劃分爭議大的問題，建議通過司法鑒定量化責任份額。最終三家企業簽訂賠償協議，承擔3861萬元賠償金，用于耕地生物治理、林地修復及管網改造。對未按期支付的企業，檢察機關支持生態環境部門申請強制執行，確保全額到賬。該案通過整合辦案和執行監督，解決了企業集群污染中責任認定難、執行到位難的問題。

此類案件的追責實踐形成三大啟示：一是責任認定需堅持“全鏈條追溯”，從產廢企業、運輸方到傾倒者均需承擔連帶責任；二是修復方式需注重“專業化處置”，依賴第三方機構進行無害化處理與生態恢復；三是機制建設需強化“源頭防控”，如無為市建立工業固廢處置銜接機制，從制度層面防范非法轉移傾倒。數據顯示，三起案件共追回賠償資金約1.5億元，修復污染土地超1.47萬畝。

大氣污染追責：將企業環保投入轉化為生態修復成果

大氣污染具有流動性強、影響范圍廣、修復周期長的特點，其追責難點在于損害量化評估與修復方式創新。隨著“雙碳”目標推進，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總量管控成為大氣污染防治的核心任務。此類案件追責通過強化監督企業技術改造，將企業環保投入轉化為生態修復成果，實現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贏。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支持生態環境部門辦理的大氣污染賠償案，探索了污染物超標排放追責的新模式。三家單位因鍋爐廢氣氮氧化物超總量或超標排放被查處，其中兩家年度排放量超限，一家排放濃度超標。鑒于大氣具有自凈功能、直接修復不可行的特點，檢察機關與生態環境部門聯合組織專家評估，創新提出“環保技術改造替代修復”方案。通過磋商，企業承諾在完成涉案鍋爐整改基礎上，額外投入225.95萬元用于中水站升級和其他鍋爐房提標改造。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濃度遠低于限值，中水站實現水資源循環利用。該案突破了“金錢賠償為主”的傳統模式，將企業環保升級改造納入修復范疇，既減少污染物排放，又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該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構建了大氣污染追責的“三化”機制：一是損害評估專業化，采用虛擬治理成本法科學量化損害；二是修復方式多元化，認可技術改造作為替代性修復的合法性；三是責任履行市場化，通過激勵企業自主投入實現減排目標。相較于水體與固廢污染，大氣污染修復更依賴長期減排措施，而非一次性工程治理。海淀區通過“定制普法宣傳”與機制完善，將個案成效轉化為區域治理效能，推動重點行業污染深度治理。

案例顯示，大氣污染追責需平衡三大關系：一是嚴格執法與企業發展的關系，通過技術改造替代罰款，減輕企業負擔；二是短期整改與長期減排的關系，將修復方案與環保規劃銜接；三是局部治理與區域協同的關系，如京津冀大氣聯防聯控機制。該案表明，當生態環境無法原地修復時，通過引導企業實施工藝革新與設備升級，既能實現污染物減排，又能提升生產綠色化水平，是大氣污染“柔性追責”的有效探索。（記者 高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