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制度及其機構在我國古代早就以初級的形式出現，如門客、養士、謀士、師爺、幕僚、幕賓、言官、諫議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孟嘗君，有門客三千，為其出謀劃策，被后世追溯為中國最早的“智囊團”。唐朝開辟翰林制度，開啟政府制度化、規模化使用“智庫”之先例，為后世諸政權所承襲。

明朝的時候，言官制度發展至頂峰，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政治地位極為突出。智囊以其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智慧，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甚至直接參與決策，以聰明才智輔佐君王，也影響到歷史發展的方向與進程。

憑借在自然地理、天文歷算、農經醫學、軍事謀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古代智囊以智輔政、以智啟民，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君王決策的準確性、科學性與可行性，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甚至推動著文明的進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戰亂年代，每當遇到分裂割據或王朝更替，號稱“一身所有皆是智算”的智囊，就會在推進國家統一方面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每當社會處于混亂無序的狀態時，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比較重視智囊的建議，并充分加以利用，智囊的神機妙算與雄才大略也因此得以充分發揮。

然而，一旦天下平定以后，智囊又時常會受到種種限制而難以發展，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迭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那時的中央集權體制使皇帝一人掌管軍事、政治和經濟等一切大權，遇到明君則天下太平、百業興旺；若是遇到個昏君，難以駕馭治國之道，就有可能將政權旁落至如宦官之流，從而使中國社會陷入較為黑暗的時期。因此，政治的開明化、規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歷朝歷代都離不開智囊群體的輔佐。

古代智囊大多是從愛國愛民的角度來輔佐統治者的，他們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和家國情懷，一直鼓舞和激勵著后世有識之士。比如，明朝東林書院原是志同道合者的講學之所，后因倡導“讀書、講學、愛國”，引起文人學士的普遍響應，成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地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并影響時政改革，頗有智庫之型。

此外，歷史上的智囊群體也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個性特點。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智囊的素質、個性、特點均不一樣；同一時代，不同的智囊群體，其個性、素質亦有差異，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點。那些個體素質好、知識面廣、結構合理、互相團結、主帥作用大的群體，往往能在政治和軍事攻防中處于有利地位，善于利用天時、地利、人和，變不利為有利，戰勝對手。

《孫子兵法》曰：“上兵劃謀。”兵家講究以智取勝，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人亦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可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謀略文化傳統的國度，這為古典謀略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豐富的智力資源。

在現代社會，知識群體以科學家、工程師、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等身份出現，形成了不同類型和專業特色的智庫，建言獻策、咨政輔政。某種程度上，歷史正以驚人的相似性，螺旋式地向前推進。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