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數據統計顯示，作為浙江人口最多、城市化率不足的地級市，2005年至2009年溫州市區平均每年供地只有500多畝。同時節節攀升的CPI，也在刺激民眾的抗通脹購房行為。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CPI就從2009年底的1.9%，上升到2010年12月末的4.6%，并在2011年7月創下6.45%的峰值。

于是，在銀行貸款寬松、民間融資便利的市場環境下，溫州各路資金紛紛涌入房地產市場。如均價為3.3萬元/平方米的鹿城廣場二期100多套房子，兩天之內銷售一空；200套的香緹半島房源，一大早開盤就來了5000多人，大家就像搶購白菜一樣一哄而上；梧田同人欣園大套型期房，轉手后加價甚至高達60萬元~180萬元。

與此同時，一些溫州購房者又開始出擊全國，首選杭州、上海等城市地段好、品質佳、抗跌性強的標桿樓盤投資。

當時的溫州房價，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繼續飆漲。

根據數據監測，2006年至2011年，溫州市區商品房銷售均價從8045元/平方米一路上漲至34674元/平方米，5年時間漲了3倍左右。老王說，溫州房價每平方米從1萬元漲到2萬元，花了一年多點時間；從2萬元漲到3萬元，只用了一年不到。

均價到了3萬元以上時就熱得燙手了。這時只要開發商敢漫天開價，市場就會瘋狂買入。

在老王看來，這輪溫州房價暴漲，除房源供應嚴重不足外，還與各路投資資金放大杠桿有關。一些投資人以廠房、住房等作抵押貸款去買房，也有的用公司信用貸款去買房；一些極端炒房者，甚至連首付款都是民間借貸來的，且一買就是好幾套。在房價高漲支撐下，這些民間借貸、銀行貸款的利息成本，相對炒房所獲得的高額利潤來說已不足為慮。

在市場一片燥熱中，老王也開始失去理性。

2010年4月，老王以單價逾8.1萬元、總價近3800萬元，購買了甌海區某樓盤一套建筑面積400多平方米的1~4層排屋，并付了500萬元購房定金。此后，北京等地陸續推出“限購令”，老王預感政策極大轉向，立即向開發商提出退房。由于未一次性付清購房款，開發商把老王告到法院。經法院調解，最后，老王以3100多萬元買下這排屋。

與和很多投資人一樣，老王每天都忙活著低吸高拋。他說，他們只是小散戶，大量實體企業才是主力軍，它們用企業抵押貸款去買房或造房。據統計，在“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中，40多家制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房地產開發，包括主業為鞋革、服裝等的知名企業。

除此之外，放貸機構也是炒房的另外一股力量。眾所周知，溫州民資充裕且民間金融活躍。2003年，溫州民間資本達1600億元，而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已飆升至6000億元。2005年至2011年，一些投資者創辦擔保、投資、典當行等中介公司，聚集社會閑散資金、實業資本以及銀行貸款，然后高息貸給中小企業及投資者。

例如，老王購買排屋的3100萬元，全部來自周邊親戚朋友。多由親戚朋友以房產、企業等作抵押從銀行融資而來，也有從民間融資的，“他們給我月息一兩分，賺取一點利率差價”。

然而，市場瘋狂并未停止，溫州各區域板塊地王頻出。2010年11月底，出現樓面價高達3.7萬元/平方米的全國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