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許多西方國家里，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游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競選，把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于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于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游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干者極少。

●從制度傳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這種集古今優勢和中外長處為一體的制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制度保證。

五年前，我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里有這樣的話：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是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在中國，領導人要么擔任過省級領導職務，要么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治理中國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加起來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和日本過去一些年里的平庸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并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選舉”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不合適的領導人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