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上午9點，北京市政協全會第一場小組討論準時開始。由民建、工商聯、經濟、科技界別組成的第五小組的委員們情緒飽滿，召集人的開場白還沒講完，就有多位委員舉手要求發言。“那我就話不多說，大家開始吧！”看到大家迫不及待，召集人明智地選擇了“順勢而為”。

“安全感是企業家們對營商環境的最大需求，應加大理論創新，加強政策的延續性，讓民營企業家對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國充滿信心，而不是常常為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而焦慮。”來自工商聯界別的李軍委員一開口就直奔營商環境的主題，這也是在座很多委員關注的重點，因此，在李軍發言之后，本場小組討論儼然演變成了一場有關改善營商環境的專題座談會。

“出臺政策很必要，但讓政策落地更重要，不然即使出臺千條萬條都是‘白條’。我們應打造營商環境的核心競爭力。什么是營商環境的核心競爭力？我認為就是民營企業家的核心關注點，包括剛才李軍提到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包括企業辦理各種手續的便利性，包括社會對企業家的尊重以及企業可以獲得的發展機會。”工商聯界別張一春委員堅持站著發言。他認為，北京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首開家族信托計劃試點，保障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安全，同時，政府也應加大對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正面宣傳，不要讓老百姓一談起民營企業家腦中就浮現出“無商不奸”四個字。

“沒錯。現在說要把民營企業家當成是自己人，我覺得‘當成’二字還不夠貼切，民營企業在北京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家‘就是’自己人。應該在北京成立民營經濟服務管理局，給民營企業提供組織保障，讓民企的聲音有暢通的表達渠道，同時，也應探索一套營商環境量化考核指標體系，不然，靠什么來評價一個城市的營商環境好還是不好呢？”李軍接著說道。

科技界別委員俞渝關注的是營商環境的司法建設。“之前，我們公司有一位工程師突然失聯，一連幾個月沒有上班，直到他出現，才知道他是去做了手術。我們按照公司的規定對他進行了曠工扣款處理，卻被法院‘阻止’。原因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他做的手術屬于精神類疾病，因此而曠工的，不能扣工資、不能變更崗位，更不能辭退。這也許是個有點極端的例子，但是卻反映出企業在司法實踐中的無奈。”

同是來自科技界別的薛向東委員也講述了發生在自己企業中的一件事。“2019年3月，我們因為4000萬元欠款將債務人起訴到法院。在提交材料后8個月，才收到法院的立案繳費通知。4000萬元，8個月，這兩個數字一個可能將一個公司拖垮，一個足夠債務人做資產轉移，導致債權人即使最后贏了官司也拿不到錢。”

“我講這個案例不是埋怨法官辦事效率低，而是要提醒政府關注基層法院法官的生存狀態。據我所知，有的基層法院9個人8個月審理了7000多件案子。這是一個什么勞動強度？要改善營商環境就必須提高基層法院法官人數和待遇。”薛向東表示。

工商聯界別委員李志起表示，為進一步把營商環境改善的相關政策落實落地，各級政府部門應開展政策學習活動，并提出對政策的落實進行專項巡視和督查。“有政策、有實踐、有監管，才能讓改善營商環境取得實效。”